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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心的故事

壹报主人按:红心中国的标记越来越多,有人说这是判断脑残人士的标准。这话未免毒了点,不明真相的群众何时都会有,我不抵制日货法货只抵制蠢货。但标识红心中国是人们的自由。只是红心从何而来,知名报人钱钢先生细细考证之,他授权壹报刊登。钱君,《唐山大地震》《大清留美幼童》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创办人,央视《新闻调查》的创办人之一,《南方周末》前常务副主编,资深报人。感谢他对壹报的支持。

 

        红心的故事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钱钢

红心——红心是什么?网络游戏?手机图片?中国大陆一种萝卜或咸鸭蛋的品名?说不定,你还听到潮起潮落的股市上有股民说: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你还记得——也许根本不知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员毕业学生上山下乡的口号。那一代人还会说“广阔天地炼红心”、“一颗红心忠于党”、“红心献给毛主席”,还会唱:“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红极一时的红词和红句,于今安在?“突出政治”、“反修防修”、“世界一片红”、“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它们烟飘云散许久后的一九九二年,我开始使用电脑。这时听说,有人在用电脑解析整本《红楼梦》,探寻这部名著的语言奥秘。二〇〇一年,我卸下《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一职;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电脑前,学习用光盘,对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作计量分析。

我寻寻觅觅,追索那些红色口号。它们在历史的某一刻呱呱坠地。渐渐——有时会突然,越长越高,甚至疯长成巨兽哥斯拉(Godzilla)。它们也会衰竭,染病,被冷落或是遭遗弃,渐渐——有时只在一夜间,夭亡,消失。它们还会变形。有些词失踪了,可是冷不防,你还会撞上它的游魂。

确切说,“红心”不是口号,是各种口号里频繁出现的热词。它语义朦胧,包罗万象,但却曾是一个影响过几亿人的图腾。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所说,“说理和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

“红心”的生命轨迹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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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红心”在解放军报历年被使用文章篇数的变化曲线。在文革时期,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两报一刊”,是毛泽东号令天下的最重要传播工具。它也是我从事新闻职业的第一个媒体。

我考证过“红心”的来历。人民日报创刊于一九四六年。截至一九五七年底,仅在一九四九年,发现一个与后来的用法勉强相近的“红心”[1]。早期军队文艺作品中偶有“红心”这字眼[2],并不流行。解放军报一九五五年创刊,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报纸上,“红心”,指的是战士打靶的十环靶心;“命中红心”,象征高超的射击技能——无独有偶,台湾国民党军也有完全相同的说法。

不过,“红心”盛行之前,中国人的辞典里却有“黑心”:“黑心商人”、“黑心的汉奸”……。一九五七年夏天以后,报纸上“黑心”多了起来。“右派分子的黑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心”……。在革命阵营,黑,象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丑恶的主义。而“红”却正相反。“红旗”、“红军”、“东方红”,红,代表所有被崇尚被讴歌的事物。

政治话语也是一种植物。从古老的忠奸分明到现代的红黑对立,“红心”的种籽已在。一九四九年后,社会主义改造扫荡旧的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思想,“红心”有了土壤。反右的气候使它破土而出。

一九五八年,作为政治词语,“红心”降生了。

这年四月六日,解放军报报道,某医院高级知识分子主动开会向党交心。为了表示交心要交得勇、交得诚、交得深、交得透,他们举着红旗和一颗大红心,在全院游行。[3]无独有偶,四月十九日,乌鲁木齐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举行“自我改造跃进大会”,向党交心,决心改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立场,终身效忠社会主义。会后,敲锣打鼓游行。走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门口,向区党委书记敬献了用红布、红纸做成的红心。[4]此种形式被各地效法,北京民主党派举行交红心游行,民盟的队伍高举纸糊“红心”,率队者沈钧儒。

这就是中国大陆传媒上“红心”一词的词源:在反右运动中,作为“黑心”的对立面,“红心”降生。

一出眼花缭乱的大戏,从“号召”人民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开锣,到把五十五万说了几句真话的人打成“右派”、使数百万人受牵连打击落幕。朱正先生在其所著《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一书的结尾写道:

没有人再提意见。

通往大跃进的道路打开了。

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

“红心”问世,起初实有其物(从民间女红、剪纸中移来),此时被赋予政治意涵。它开始的语义是“听话”。紧接着,便是“奉献”。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到处是驱赶麻雀的锣声和小高炉炼钢的滚滚浓烟。一些来自农村的官兵,对土改后家中已有的骡马和鸡鸭突然“归公”心存抵触。军中广泛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要让他们认清:“革命战士火红心,党的立场最坚定,个人得失云霄外,一心一意为人民。”[5]

  为“胡闹经济”、“命令经济”埋单的是数千万条消失的生命。那时的“红心”,意味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无条件拥护,意味着克己、灭私。“红心”后面的动词,多是“为”、“献”、“交”,而宾语,则几乎全是“党”、“祖国”、“公社”。

童年的我们被告知,国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际上又掀起了反华大合唱。敢于对抗美国的古巴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古巴人民也有和我们一样的红心。于是之、英若诚等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激昂地朗诵:

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出了号令,

  号召人民以铁和火来回击敌人!

  七百万颗红心一个意志,

  七百万支枪口,对准这批帝国主义的雇佣兵……[6]

巴西也和我们作对,以间谍罪名拘禁新华社记者和贸易官员等九人。全国各报连载长篇通讯《九颗红心向祖国》。我至今还能记得,有个反迫害记者的名字是王唯真。[7]

文革爆发前,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先进典型”,他们都是“红心”的代表,有的至今仍为楷模,例如雷锋。当时公布的“雷锋日记”云: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幸福,就是入火海上刀山,我也心甘情愿!就是粉身碎骨,也是赤胆红心,永远不变![8]

在解放军报工作时曾遇到过一位总政治部的老干部,他参加过对雷锋事迹的“挖掘”。我在八十年代亲耳听他说,雷锋日记是经过“加工”的。所以,后人读到的雷锋日记,并非字字真迹。

那时代,报纸上彷佛时有书法展览。每出一个英雄,党、国、军领导人便纷纷题词赞颂。解放军战士欧阳海,拦惊马救列车而牺牲。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赋诗:

向欧阳海同志学习:赴汤蹈火如需要,脸不变色心不跳,毛主席的好战士,说得出来做得到。曾经跳入冷水井,救出小孩非由请,又曾跑进大火房,背出邻家老大娘。见义勇为出天性,生平只知干革命,一本毛选不离身,书能活用可通神。舍生冒险救车祸,百千人命得安妥,忘我精神世所钦,钢铁意志火红心[9]

董老喜用“红心”。有时为押韵,他便以“赤”代“红”。如在赠给海军轮机兵麦贤得的诗中,他写道,“不怕死在眼前迫,毛泽东思想哺育此心赤”。[10]

麦的事迹惊心动魄。报道称,在台湾海峡一次海战中,他头部被弹片击中,脑脊液外流,在神志不清、脚步不稳的时候,仍坚持战斗三小时,居然能够从密如蛛网的管道中和千百个螺丝里,检查出一个震松了的小螺丝钉,创造了无法从生理学上找到答案的奇迹。[11]董诗给出答案:“思想若能革命化,五官百骸听驱策”,十分切合当时流行的“精神原子弹”之说。“钢铁战士”麦贤得的日记也被报纸刊登。日后谱写大量毛主席语录歌的音乐家劫夫,专为麦贤得的日记作歌《掏尽红心为人民》。

报纸告诉人们,红心不是与身俱来的。取得红心的办法很多,“归纳起来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学好毛泽东思想。”[12]有个从大学参军的士兵,入伍后感到屈才。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是受了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他写了篇学习心得,题为“换心记”。他写道:“入伍后,我换了一颗心(把私心变为红心),这颗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换的。”[13]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解放军中最流行的词语有“高举”、“紧跟”、“突出”。有红心,必须“高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必须“紧跟”——紧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必须突出——突出政治。一九六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从元帅、将军到士兵,一律无差别地佩戴红帽徽、红领章。那时有支名为《全军上下一片红》的歌子非常流行:

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全军上下一片红,颗颗红心忠于党。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红光闪闪照四方。

继承红军好传统,学习红军好榜样,红色军队代代红,颗颗红心向太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千年万代放红光。

少年时代的我喜欢这首歌,那么多的“红”,听得让人血脉贲张。就在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们一个猛子,扎进了红得不能再红的文革红海洋。

一九六五年全年,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使用篇数是一〇三篇,一九六六年达到了二二七篇。许多此类文章,和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有关。那时满眼是这样的句子: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帽徽和领章是红的,我们的心是红的,颗颗红心向着您”……

“千万遍欢呼毛主席万寿无疆 亿万颗红心飞向毛主席身边”……

  “千万双眼睛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高高举起,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

文革,各式红色口号喧哗升腾。在一九六七年的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继续攀升,达到二四一篇,一九六八年,再翻一番——四九五篇,一九六九,四八二篇。这是“红心”传播的巅峰期,它像符咒,通过报纸、广播、样板戏[14],在痴狂的人群中播散。

下面的句子,摘自一些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发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毛主席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忠于您!蘸尽东海万顷水,写满蓝天千里云,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表达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信仰,无限忠心!我们生为捍卫您而战斗,死为捍卫您而献身。为捍卫您,鲜血染红革命旗,生命献给毛主席!为捍卫您,我们刀山敢上;为捍卫您,我们火海敢闯。海枯石烂,我们忠于您光辉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我们高举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动摇!(甘肃)[15]

您和您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四川在京学习的革命战士,喜讯传来,全省军民心潮似海,激情如火,红心涌向红太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读您的书,永远听您的话,永远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做您的好战士!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您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四川)[16]

我们井冈山儿女坚定不移地表示:天变地变,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决不动摇!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永不丢!对毛主席的指示句句照办,字字照办,永远照办!(江西)[17]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盛大节日里,祖国南方大门的儿女,红色宝书贴胸口,豪情洋溢喜泪流。……四千万颗红心迸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四千万颗红心凝结成世界上最美好的祝愿: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广东)[18]

“红心”的传播达到顶峰时,定义归一,即“忠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剧场,亿万人竞相献艺,把世上最美好的语言全部敬奉给毛,而把最一切毒咒喷向毛的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这时成为最大的“黑心”恶魔,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苏有位不识字的农妇顾阿桃,据报道,她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用图画画出“读书笔记”。文革初,报纸整版刊出她批判刘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漫画和发言,题为《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其中,刘少奇号召学习马列竟也成了罪证: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黑心黑肺黑肚肠,写了一本黑《修养》。……黑《修养》里借口要共产党员“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不提我们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我们当毛主席的好学生,目的就是要我们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19]

如果不回到彼时彼地的历史现场,后人怎么可能理解这种逻辑?面对光天化日下的错乱,那时的实情是:有人热泪盈眶地服膺,有人不假思索地跟从,有人怀着忧悸,在大合唱中隐身自保,有人——那种每个时代都不缺少的精明者,则不问全信、半信或不信,皆本能地加入高呼,更对虚言夸词进行不乏灵感和激情的创造性再传播。而在这一切背后,是专政机器的强大威慑,和独立思考者的悲惨身影。

一九六九年,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年十六岁,说是“六八届初中毕业”,其实只读到初一便“停课闹革命”。我爱作文,伴随我进军营的是一本《革命委员会好》——“两报一刊”祝贺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和各地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我笃信红词红句,还爱慕那些社论标题,什么《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四川)、《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一九七〇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其中一些句子多少年后还能脱口而出,如“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

就在这年元旦后没几天,我目击了一起手榴弹爆炸伤人的严重事故。

那是个阴冷的下午,连队行军来到宝山县海边。许多年后那地方成了“宝钢”。当年是国民党留下的废弃机场。我们在那里进行实弹投掷。

当兵次年我担任了文书,那天,在指挥投弹的副连长身边,记录每个战士的成绩。海边细雨寒风,我打着哆嗦,不时抽着鼻子。副连长见状,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旧弹坑说:“小钱!到那里避避风!”

弹坑距副连长和投弹者很近。我刚刚跳进弹坑,投弹的战士上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在瞬间发生,几乎不可能看清细节。我只在突如其来的震撼中听见极近的爆炸声,看见两个人腾空而起,接着像被一根铁棍击落到地下。我头脑一片空白,呆怔了几秒后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哭喊着,跳出弹坑,向副连长奔去。

事情的完整经过,是后来经投弹战士的描述和现场勘验,才拼接出来的。那战士是个饲养员,平日忙碌喂猪,很少训练。他很紧张,已经拉了弦的手榴弹脱手落在脚下。副连长扑上去,左手抓起,扔出,但手榴弹在他头顶左上方爆炸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的恐怖经历。我看见鲜血和脑浆,看见被炸断皮带的涂血的手枪,看见被炸成蜂窝状的衣袖,听到惨叫,卷入一片混乱的抢救。饲养员轻伤,幸免一劫。副连长被三个弹片击中头部,经抢救脱险,却终生残疾。

出事当晚,整个连队弥漫着令人透不过气的压抑情绪。满满一锅米饭,到夜深都没有人碰。有摩托车声由远及近,我被叫出去,师部的新闻干事来找我和一些战士谈话。

我们宿营在海边的村庄,没有电。忽明忽暗的油灯下,新闻干事说:

“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一是一,二是二!”

一些日子后,这起重大训练事故,演化为一个英雄故事:副连长奋不顾身,舍己救人。这不是一般的“爱兵”故事。一年前,毛泽东在“九大”上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我们的副连长,被定为“两不怕”的典型。

新闻干事的长篇通讯在军区报纸刊出。他在采访时让我“一是一,二是二”,但他笔下的副连长,却让我感到陌生:这是个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有很高的无产阶级觉悟。事实是,这位一九六二年从苏州入伍的高中生,最突出的是军事技术强。他当过团里的参谋,军服整洁,爱穿擦得很亮的皮鞋,在连务会上被人批评“清高,骄傲,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想违反上级的戒律,在驻地谈恋爱,找了个上海姑娘。请求建立恋爱关系的报告被党委否决,我亲眼见他脸色铁青,把被打回的报告扔进抽屉。

文章还用副连长的事迹去批判刘少奇。说,手榴弹从拉弦到爆炸只有短短的三秒钟,我们的副连长啊,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用他的英雄壮举,给了刘贼“钟爱自己”的“活命哲学”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当时读到报道的感觉是,钦佩,仰慕!

我被抽调到团部,奉命以英雄壮举目击者身份到各个连队巡回报告。我问领导:怎么报告?领导说,按照报纸的报道讲!报告题:《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

我被抽调到更高级的机关——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学习文艺创作。这是我写作道路的起点。我在那里创作和发表了处女作。

那是一个歌颂副连长事迹的说唱台本。我不仅模仿报纸报道里的“闪光语言”,还对真人真事进行“升华”。我写道,迎着喷薄欲出的朝阳(不是阴冷的下午),副连长率领我们来到海边。他挺立队前,带领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进行战斗动员(不是只做具体的实弹投掷准备)。他高声问战士,前方的靶子是什么(其实投弹无须靶子)?大家满怀仇恨地回答:那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好!”他下令:“狠狠地打!”——当然,此皆杜撰。我用劲咬着笔杆,要“挖掘”副连长的思想境界。我的处女作的标题是《一颗红心永向阳》。

是的,这是我的“红心”故事。了解“红心”和红色政治口号的生灭史,便不难理解,当我和我的同代人开始写作时,那些成为后人笑料的词语,何以会如此自然地出口成诵。这也是我走进文学和新闻的第一课。命运安排我,刚踏足这职业,就遇到“真话与谎言”这核心命题,只不过多年后才转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奋力前行,并付出代价。

其实也就在“红心”的传播到达巅峰的时候,我和许多同代人自己的心,已经悄悄变色。一九七〇年,我渴望入党而不获批准——因为父母随着文革深入成为“有问题的人”。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自我爆炸”,毛的神像在眼前动摇。

朱学勤曾说,林彪事件后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那些“恶毒语”,将他和下乡的同伴一棒喝醒,而乡间苦况和大饥荒史实,更将他们的左翼迷幻彻底轰毁。朱学勤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李“红心”的秘密》,讲了他的“红心”故事:

在他下乡的村子里,有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妇女队长。报纸记者来采访这位孤老婆婆,搜集了许多感人的事迹(朱回忆,事迹全部真实。如同我的副连长舍身扑救士兵,是让我铭记终生的真实情景)。但记者遇到难题:老人没有名字,像许多农妇一样,她的称呼也是“张王氏”、“李赵氏”之类。记者灵机一动,文章见报前给老人起了个名字:李红心。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无意中窥见了“李红心”品质高尚的秘密:一天半夜,一位住在“李红心”家的女同学听见微弱说话声。悄悄起身,发现“李红心”一个人在屋里,右手在胸前划十字,口中喃喃自语。她在祷告!这位乐于助人的“李红心”婆婆,原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林彪事件后,红色口号,尤其是发源于军队的一整套“高八度”语言,迅速降温。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回落到一九六五年前的水平。一些新的口号——“反潮流”、“破法权”、“全面专政”开始风行。但“红心”犹在,仍配合着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林彪垮了,红心意味着“批林批孔当闯将”;邓小平倒了,红心又意味着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夜间,“深入揭批四人帮”成了红心的标志。毛泽东死了,报纸的大标题变成:《红心向着华主席》![20]

朱学勤说得对,“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看看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报纸吧:“几天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普遍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千万面红旗辉映着胜利的笑脸,千万颗红心发出了同一个战斗的声音:‘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21]

“红心”这个词,应当成为人类史的标本。它是强权的另一张脸,崇高而美丽。浸淫于简单化政治中的亿万人,数十年、无数遍口口相传,使这咒语迷幻力日增。红心的“红”是形容词,更是动词,是强人驱动体制运转的动词。这就是为什么,被红其心灵的中国人会如此驯顺地缴出一切,利益与生命,常理与常情,还有爱和诚信。人们被诱导,震慑,裹挟——不只被领袖声威、党国大义,每一个人还被其他人——同学、同事、朋友甚至亲人所裹挟,被语言的声浪所裹挟,更被自己的羞耻感赎罪感所裹挟。“换心术”是暴君得逞一时的秘密武器。而“红心”的淡出,又恰是这三十年“中国奇迹”得以发生的玄机之一。

尽管在红色高棉和北朝鲜它还顽强存活着[22],但随着改革开放到来,“红心”一词在中国开始真正冷却了。就像在文革前反对“突出政治”一样,邓小平在文革后坚决抛弃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是邓的务实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最重要转变,其意义绝不亚于告别饥饿。当然,历史的钟摆也开始强劲地摆向另一端。物欲横流,逐肉弃灵。是报应?

更确切说,“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轴下,即使越来越多人想找回各自的“心”,也并不受到嘉许。政治动员惯性犹存。“主义”不那么时兴了,可是精神驱使之速效,声音一致之便利,对政治家还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身居高位的大奸巨贪,也每每口吐红言。“红心”尚未绝迹。它的同义语——“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以德治国”等新说法,仍飘来耳畔。然而时移世易,尽管权力还时有闯入人们内心世界的冲动,但已不再无所忌惮。真正的思想自由还在远方,但杂色斑斓的个人精神领域已经开始隐然成形。毕竟,“红心”等一整套政治话语,连同它们的语境、语义、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红”——崛起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民粹型极权主义政治文化——这个最根本的语源,彻底变异了。

有部德国电影,名叫《Good-bye,Lening》(《再见,列宁》)。我对这块化石说:

别了,“红心”!

二〇〇八年清明写于香港大学


[1] 人民日报1949.11.13 第5版,诗人柯仲平写道:“人民地球的心是颗大红心,我们能够拿红心团结全世界的人民”

[2] 《解放军文艺》1953.10 曾刊登《碧海红心》

[3] 解放军报 1958.04.06 第3版

[4] 人民日报1958.04.21 第4版

[5] 解放军报 1958.11.12 第3版

[6] 解放军报 1962.11.12 第4版

[7] 解放军报 1965.05.14 第4版

[8] 解放军报 1963.02.11 第2版

[9] 解放军报 1964.03.19 第1版

[10] 解放军报 1966.03.08 第1版

[11] 解放军报 1966.01.11 第1版

[12] 解放军报 1963.10.17 第4版

[13] 解放军报1964.01.18 第2版

[14]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后来的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中都有“红心”,其中杨子荣“一颗红心似火焰,化作利剑斩凶顽”和李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的唱词尤其为人熟知

[15] 解放军报 1968.01.26 第2版

[16] 解放軍報 1968.06.02 第2版

[17] 解放军报 1968.01.07 第1版

[18] 解放军报 1968.02.23 第2版

[19] 解放军报 1967.07.21 第4版

[20] 解放军报 1976.12.13 第4版 华主席,即华国锋,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任中共中央主席

[21] 解放军报 1976.10.24 第1版

[22] 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有小说《达姆彭的红心》;在北朝鲜,有歌曲《赤胆忠心 永葆红心》;一位金日成奖获奖作家写道:“我到祖国北部边陲看到豆满江水滔滔奔流,就联想起我国人民一片红心跟着金正日同志向前奔驰的洪流,闪出了诗情。”(http://www.kcckp.net/ch/periodic/todaykorea/index.php?contents+364+2004-02+15+8

专辑《中国的异类》之六

 

阿拉善的人们:沙尘暴勾起的悬念

 

今年的春天沙尘暴铺天盖地,沙尘暴到底有没有治,又是谁在沙尘暴中做了些实在的事,这次中国的异类有点特殊,讲述的是一个群体,一个由一群实干者与一流企业家合成的沙尘暴战团。有人说那些企业家也算异类?当然对于那些用慈善装点门面的老板们他们当然是异类。

在一个浮躁的社会,建设者是异类,理解与沟通是异类,而阿拉善做到了。企业家与民间实干者正是放弃了偏见才开始了一个壮举,可是中国这样的人太少了。这样的理解太少!这个专辑是献给狱中的胡佳的,他本来应当是这样一个建设者,在艾滋与环保中埋头实干的,可是呢……

当一个故事很漂亮,很完满时,却往往不是真的。而真实的故事就像这个世界,混乱,不完美,充满变动与因缘巧合。

——记者

阿拉善沙尘暴图2 阿拉善沙尘暴图1

图片说明:阿拉善是沙尘暴的源头这是现场照片

 

上部:掐出来的民主

 

当企业家说为了某种意义而做了一件事,只有鬼才相信。

一百零二个企业家为治理沙尘暴每人每年出资10万,成立了阿拉善生态协会。发表了阿拉善宣言,称“因为我们心中有希望与梦想”,为了“人民越来越富裕,人与人之间更加亲好和善,中华大地山青水秀,一片生机勃勃,世界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地球村,我们梦想一个人人有机会实现自己心愿的大同世界”。

恰巧,宣言当天是2004年2月14日,情人节,发起的企业家之一联合运通公司总裁张树新开玩笑说:这是在情人节,中国企业家一次情感的集体出轨——想干一件和自己企业与买卖无关的事。

于是张树新有个疑问:能干长吗?会不会始乱终弃?十年后这个协会还在吗?

因为她太明白阿拉善协会是咋回事了。

起因是九汉天成公司的老总宋军在阿拉善月亮湖有一个旅游产业,在雅布力企业家论坛以后,他拉了一帮对西部感兴趣的企业家来聚会,有万科王石、搜狐张朝阳、首创的刘晓光等等大腕。亲眼看到沙漠每年以1000平方公里(1500万亩)、20米的速度向北京推进,已爬到贺兰山脚下——有种说法:沙漠一过贺兰山就没治了——十一个企业家一阵感叹:这就是沙尘暴的源头啊,咋就不能治治呢。正好宋军想通过这事与自己产业对接,大家都能到阿拉善来,挺好;而北京国有大企业首创公司的老总刘晓光,也觉得好给首都人民一个交待,正好有一个意大利政府1000万援助项目在找合作者;学者杨鹏对此有了宏大的设想,还想到做中国的国家地理协会;有的企业家想这不有了一个大家混脸熟的谈谈生意的平台吗?——做,干嘛不做。

刘晓光对此事最热情,大半企业家是他拉来的,每个企业家,他都亲自打了两个以上的电话。每人每年10万并不多,大家也买刘老板一个面子。台湾企业家高文宁还拉来了不少台湾企业。

钱来了,大家却开始想明白了。这个组织不能投产业——哎,凭什么大家的钱投一二个人的产业啊?用张树新的话说:“这帮企业家个个是人精,谁都骗不了谁。咱得把这个事做正了。”三个月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进来,渐渐地有了八十多个出资老总,做公益成了各种动机中最多的共识。很快,大家一致通过把直接做产业排除在协会未来的可能性之外,而企业家文化研究所负责人杨鹏从一开始就设计的每人每年10万的方案,使企业家在这个组织中权利是平等的。怎样把事情做正,发起人觉得要靠好的治理结构。不过怎么做,没有一个人心里有底。

发起的企业家们开始觉得责任变得沉甸甸起来,忽悠的事情变成真的了,要对得起大家,张树新说:“这么多人冲着伟大的东西(治沙)来的,精神的东西是脆弱的,你们没有权利玩这东西。”

筹备组负责人刘晓光说:“我们会成为伟大的协会。”

掐出来的民主

伟大倒还没看到,首先看到的是混乱。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6月4日8时,在阿拉善沙漠的月亮湖基地,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大会开始了,67位企业家到场。

“请大家原则通过章程……”主持人杨平(前华夏时报总编)刚说完,台湾企业家今典集团董事张宝全站起来:“什么叫原则通过?到底是通过还是没通过。”

张朝阳(搜狐总裁)也不含糊:“通过是二分之一通过,还是三分之二通过,你把程序搞清楚。”

万科的王石在一旁坏笑:“我们这儿有三类企业,一类是台湾的,讲个泛蓝泛绿的海选;一类是海归讲个程序;一类是大陆企业,就是原则通过。”

这一坏笑不要紧,企业家们被刺激了。不行,有争议的条款,一条条表决。

折磨了二个多小时,章程通过。开始选举执行理事会,只见杨平拿出一份十五个候选人名单,这是筹备组内定好的,全是发起企业与功劳大的还有代表性企业,也内定了会长刘晓光,让大家举手通过。

一下子炸窝了。

冯仑(万通公司董事长)腾地站起来就骂:“你们又搞国企那一套!”“你们又搞老一套!”

“自己内定,我们不玩了!”任志强(华远集团老总),张宝全也不客气了。

场面一片混乱。“我当时懵了,”主持人杨平实话实说,“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大家吵成一片。

老板们不是好惹的,“你刘晓光手下有二百个企业,但你钱有张朝阳多吗?”杨鹏分析,“大家每人都出10万,为了一件和自己企业生产没关系的事走到一起,这是头一次。企业内部不能搞民主,但企业家搞公共的合作,看样子只能搞民主了。”

杨鹏赶紧与杨平重新主持局面。

这时,只有差额选举能平息众怒。企业家们以圆桌为单位重新推选了二十三个候选人。12点才结束。当晚,筹备组重新做了选票。

第二天,主持人换成张树新,张树新表示要像选班长一样划正字进行选举。

在业内有威望的胡葆森(建业集团老总)被指定为唱票人。

“这不是在沙漠吗?手机没信号,平时大忙人的老板们都没事干,注意力全集中了,选举空前认真。”张树新这么分析。

“每个候选人发表选举感言,四个内容:一,是否自愿?二,为什么要当候选人?三,凭什么说有能力当?四,你能贡献多少?我来点评。”
当有一位企业家说:“别人选了我,不是我想当……”张树新立即干脆点评:“那么请你退出。”当场将他从选票上划去。

最后15名执行理事选出,也选出了会长刘晓光。

立刻请会长感言。满头大汗、差点以为自己当不上的刘晓光,掏出了一个讲话稿,全场哄堂大笑——原因不说你也明白。

“……我会领导大家把工作……”

监事长马蔚华(中国招商银行行长)毫不客气:“你搞错了,连马蔚华也领导,你怎么可以领导监事会,我们是监督你的。”

刘晓光又吃了一惊,是啊。

五位监事闭门开会时,刘晓光要进去,被马蔚华一把推出门外,“监事会,你不能参与,我们选举监事长”。刘晓光讪讪离去。

成立大会最后张树新请落选代表王维嘉(美通公司CEO)发言。王大大方方说:“我落选了,但我很高兴,高兴有三点,一是企业有人文关怀,二是从完全混乱程序几个小时后形成完全符合民主的程序,说明企业家智商正常,情商超常。三,重在参与。”

刘晓光在会后感言中吐露真情:“自己辛辛苦苦设计的会议程序被全部推翻了,这对我是一次民主训练。不过老实说,当时本想指着冯仑鼻子大喝一声:冯仑,你到底想干什么——!”

王石的感言总是一针见血:“我最感兴趣的是吵了一晚上,还形成新的游戏规则,民主乱在前面,好在后面。”

民主滋味不好受。

国企老板刘晓光在协会以后的会上更见识了啥叫民主。

“ 有时,我都不敢讲话了,一讲就错。”

一次刘晓光主持执行理事会,说着说着又变成领导了,“这事就这么办”,“那事就那么办”,急得杨鹏向他递条子,“你不是决策人,你是主持人。执行理事会才是决策机构。”刘晓光一会儿又忘了——老总当惯了嘛。

杨鹏连连叹气,心想要坏事。

果不然,“云南红”的董事长武克钢是个烈性子,站起来就骂,“你他娘以为我是你分公司经理啊!你会不会开会啊!”

对此,阿拉善制度的始作俑者杨鹏淡然一笑:

“民主是掐出来的。”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也”。要习惯把反对当作组织内部正常的建设力量,“相反相成。”老子又说“患莫大于无敌”。企业家往往个性鲜明,具有强大的攻击性,但我们要压住攻击方式,而不是攻击性。组织就像人一样,自己会平衡的,混乱,吵闹会安静下来。”

民主就是这样习得的。

阿拉善协会于是与其他公益组织一样,又比任何一个组织都充满争论,反对,抗衡,表决,也因此充满活力。

阿拉善图5

图片说明:美丽的胡杨林,现在这样的景色很少很少了.只在一部分河岸地区存在.

不做“会议闲逛者”

企业家个个是忙人,但阿拉善协会一开始就明确,不是企业家仅仅出钱的协会,而是企业家出钱又干事又管理的协会,最高权力机构是执行理事会,下面又把理事分为几个专业协会。所有的会务费用都是企业家自掏腰包。

没多久,企业家们就开始懈怠了。

一个表现是,开会东拉西扯,会前没交流。第二是企业家开会总是迟到早退,甚至开了一半就走人,牛皮哄哄。协会战略走向所引起的分歧在副会长间因为交流越来越少而加剧。

这时惹火了一个普通的理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东莞企业家杨利川。杨利川,曾做过县委副书记,一直关心民生问题,他只是一次偶然在网上知道了阿拉善协会,看到自己敬重的王石、汪延、柳传志都在其中,立即汇款加入,感觉找到了组织,因此他被称为“自投罗网”。热心的杨利川曾旁听了会长会议,却一次次目睹了敬重的企业精英们的懈怠表演。一次,他为了参加自己的专业委员会(环境体系建设委员会)会议,特意从韩国提早结束生意赶到北京。委员会有七个企业家,四个南方企业家为照顾三个北京企业家,会议一直定在北京。结果三名北京的企业家一个都没来,南方的企业家来了三个,王石派出一个代表。

当他听说副会长宋军因为不满协会而要重新搞一个名字差不多的协会,而企业家却没人有空或有心与其谈心时,杨明白协会危机。他写了一封信,“致刘晓光与会长们”。

信中写道:我想我到剧场看演出都不会迟到早退,因为那是对演员的尊重,也是对入场券的负责。也许契约精神和诚信品质就是这么来的,可是我们加入一个组织中,据说还是一个如此高尚全国领先的组织,难道就这样不当回事,不讲信用,不负责任吗?

……会长们会前很少交流,才会东拉西扯,……草率投票,打击一线人员的积极性。尽管民主原则不应控制思想,但不等于不需要控制会议程序,也不等于不需要充分说明会议内容,任凭“会议闲逛者”草率表决。

我们是在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这个尚显空荡的舞台上率先示范的,……如果我们屡屡露出某些劣根性的狐狸尾巴,岂不叫大众失望?……并不是出了钱就有了公共精神,我们的民主意识,法律知识,组织能力都不缺乏,但当大家抛开商业利益为了社会公益来到一起时,还是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从这点上我们的现代意识又有多少,又形成多少共识,为此我想到了中国当代企业家的集体命运。

一个组织是需要灵魂的,是需要精神和文化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忠诚,尽职,民主,守则,合作。……我所尊敬的会长们要形成人的核心,通过表率再形成文化的核心……千万不要叫全国人民看笑话。

没有真诚的公共生活,一帮优秀的人在一起也会变成愚蠢的团体。

杨利川的信在会长会议上传开了,大家心里都沉重着。王石说:“我总把阿拉善当成一个普通协会,想来就来,还提早走,我是做得不对。”大家明白,杨利川点出了他们心中不愿说的东西。

张树新则说:“我当时实在想撤了,这个义务的副会长占据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执行理事会总是充满分歧。我还想赚钱,没想退休,我真不想干了,是杨利川的信惊醒了我,我不能对不起这个最纯粹参与的人。”杨利川说“这个组织一定有一批维护其核心价值的人,和每个人参与有关,尤其是你”。张树新感动了。

每个人打开了心扉,宋军也在会长们坦诚的交流中又回到了协会的核心。

“会议闲逛者”成了企业家们的自我告诫。尽管还是有分歧,还是有争议,但大家用心来感受了。

阿拉善图3

图片说明:阿拉善的孩子

企业家能做环保吗?

企业家做环保?在许多人看来是件荒唐的事——与虎谋皮。两年前,协会的副秘书长邓仪就是这么看的。

“在NGO领域大部分人看来,企业家就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一开始,我也是有成见的,不想来,完全是冲着帮杨鹏的忙。”邓仪在NGO领域有点小名气,出了名的不仅是他在贵州草海九年做社区发展的扶贫经验,还在于他是个争议人物。邓仪以直来直去,脾气火暴著称。

一次,他与一个企业家在会场入口前碰上了,拒不握手。吃饭时,企业家有些解嘲:“你们协会的邓仪架子好大,都不跟我握手。”邓仪站起来大声说:“我不代表协会,只代表我个人,我不跟你握手,是因为你没有人格。”

秘书长杨平一开始很为邓仪所带领的执行团队担心——他们与企业家和企业文化格格不入,“有点绿色原教旨主义,只见环境不见人”。小伙子们甚至骂杨平:“你是臭老板们派来的。”而企业家们则怪杨平:“我们花了那么多钱雇你,几个小孩还搞不定。”

杨平最吃惊的是这些NGO老江湖与政府关系如此糟糕,他们轻易不与政府接触,好像怕见官。一次杨平陪邓仪一起去旗政府办公室,碰上了林业局局长,结果局长指着邓仪鼻子骂了半个小时:“你们那点小钱,做的哪叫项目。什么老百姓自我管理,知道不知道我们这部门是干什么的,你瞎胡闹!你们把钱拿进来,我们政府来飞播围封……”

企业家强烈要求邓仪团队首先要搞好政府关系。

而在邓仪看来,最初与企业家矛盾是因为企业家急功近利。“企业家们有个特点:吹糠见米。张朝阳老是问:种了多少树,种了多少草,沙尘暴减少了几次。”执行团队的张荣发说:“听了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凉了半截,社区发展怎么做?”

还有企业家说能提供把沙子凝结成水泥一样的硬壳的固沙技术。邓仪肚子里暗笑:真是不懂环保,什么都长不出来。

企业家们则根本听不懂什么社区发展,参与式评估,“邓仪,每天调动农牧民开会效果很慢的。”

交流渐渐深入起来。邓仪明白,企业家最讲投入产出比。王石的故事影响邓仪:一次王石捐助了一笔钱给保护生物多样性项目。结果一年下来,环保组织给他的是一本精美的书。书固然好,但王石说:“我找两个摄影师,两个编辑不就行了吗。我花的钱捐献的是保护物种,不是宣传。”企业家并不是想炒做而是想做实事。

企业家口口提到的共赢也开始影响了邓仪,“获得财富,其实除了极少机会能骗点钱,大部分都是设计一个几方共赢的合同才能做买卖。”

两年时间,一流企业家与一流的NGO工作团队,还是不能完全理解。一个觉得对方实际,太功利;一个觉得对方什么都是价值先行,什么公平,正义,民主参与,文绉绉的。搞了两年社区发展也没个动静,人没移出来,到底在干什么。

以前企业家们是在沙漠边缘远望,这一回他们决定深入沙漠深处的村庄,去解开自己的迷团。

“企业家有个特性,对自己的投资负责,这些事他一定会亲自去做,搞个清楚与明白。”萧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随团学者)称。

2006年3月,由7名企业家与2名学者组成协会发展战略小组进行了六天的沙漠考察,来确定协会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想看看自己的执行团队究竟干了什么。这是一次奇妙之旅。

阿拉善图4

图片说明:到处是死去的胡杨林

 

 

下部:奇妙的旅程

 

争论

站在阿拉善的土地上,企业家们再也难以轻松起来。

一个巨大的生态困境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

阿拉善的沙漠是天然形成的,因为气候与降雨的原因。但人口的增长与移民的农田开荒加剧了沙漠化的进程。六十年间,人口与牲畜数翻了七倍。在50年代,阿拉善还有上万亩,八百公里长的梭梭林带,几百年的成长,使牧民称其为“树贵地”,也是中文原始森林的意思,黑压压树木茂盛到骆驼都无法穿越。由于市场上烤羊肉与居民生活需要,梭梭林大量砍伐,大树完全没有了,而黑河上游的几十座水库让历史上水天浩荡的居延海在1992年完全干涸,额旗的胡杨林大片死亡。原先分开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大沙漠开始握手并越过梭梭林来到贺兰山脚。面积是浙江省与山东省总和的阿拉善盟自然形成的三大防沙屏障中,胡杨林带、梭梭林带破坏严重,只剩贺兰山了。沙尘暴开始直扑北京,2000年春统计北京九次沙尘暴八次源起阿拉善。当地摄影师哈斯巴根回忆阿拉善本地第一场特大沙尘暴发生在1985年,之后愈演愈烈,已到了白天如黑夜,最严重时伸手不见五指。所到之处,大树齐腰砍断,玻璃如子弹穿孔的地步。

政府计划将五万多牧民转移四万以保护草场,并将牧民移至三处地下水较多的绿洲滩上,这种方式有效地保护了脆弱地区的生态。然而农民大水漫灌的种田方式又引起了地下水的急剧减少,据了解,当地漫灌的方式,一人一年种地要用掉一个标准游泳池的水。绿洲面积在缩小。政府也处于两难境地。

协会发现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因为无法改变气候,所能改变的只能是人的因素。

阿拉善沙漠边缘与沙尘暴抢田耕种图7

图片说明:就在沙漠边人们耕种,笔者曾在这儿种了一下午的地,目睹沙尘暴向农夫们袭来.翟明磊摄

 

在去阿拉善的路上,企业家们已经与邓仪争论开了。

韩家寰(台湾企业家)是带着拐杖来考察的,他问:沼气池能不能解决生态问题?

邓仪:有作用。

韩:那就简单了,你说需要3000个还是5000个,钱我出,Yes or No。

邓仪:不能这么说,只有沼气池是没有用的,怎么建沼气池,怎么使用,这过程远比沼气本身有意义。”

到了阿拉善,企业家们与执行团队的争论更激烈了。

杨鹏:“不是烧梭梭林吗?没问题,买煤发给他们烧。不是大水漫灌嘛,买粮食让他们吃也没有问题。”

“老开会有用吗,参与式不是万能的。”

邓仪:“生态保护,我们也做了很多年,从根源上说生态是人的问题,切入点要从根本上抓,而不是从表象上抓,这个项目就是做人的工作,只有社区发展不断,项目介入,内生机制,环保理想才能达到。

宋军:为什么不把800公里梭梭林带恢复呢,为什么不种梭梭林。

邓仪:“抽地下水种梭梭林得不偿失,地下水越来越少,当梭梭林吸不到地下水时,还是会死的。我们不能只看短期效果,三北防护林就是教训。”

企业家有些失望:看样子能做的还真不多。

接下来的争论则有些哲学的味道:

“邓仪,我恨不得敲开你的脑子。为啥抓住社区发展不放呢!”

张树新认为:“企业家是效率优先,所有的管理都是为了目标实现,因此有捷径一定会走捷径,达到目标的中间模式可以随时换的。所以像买煤买粮也可以考虑”。而邓仪认为过程是很重要的,让农牧民参与,平等,民主决策,有了这个过程自然有好的结果。过程比结果还重要。要让村民自己选择。

“你是价值先行,我们不一样。如果讲道德优势,我们出钱又出时间,不是更有道德优越性吗。并不是所有商人都唯利是图,不能因为我们做了商业,就剥夺我们理想的权利,但有理想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效率地活着。”张树新针锋相对。

邓仪“请大家自己去村里看,去和盟旗政府职能部门谈谈”。

让邓仪吃惊的是企业家的效率。第一天就与政府官员讨论至凌晨1点,此后企业家们每天8点准时出发考察,晚饭后讨论到深夜12点后,而所有问题清单在考察前已拟定。每天要见几批政府官员和村民,这种效率,NGO是难以想象的。

阿拉善邓仪图8

图片说明:有着火暴脾气的邓仪  翟明磊摄

 

这回来了真的好人

两个小时沙漠之行后,企业家们来到朝日透乐盖村。这是协会最早做社区发展项目的村庄。

两年前邓仪带领团队进入村庄时,一提环保,当地村民都露出奇怪与不屑的笑容。

原来这个村庄有一片天然的梭梭林,结果成了政府部门搞业绩的好道具。“政府各部门的人来了五六批,树起人工梭梭林的大牌子,拿这个梭梭林向财政,向国家要钱。”村民们说,“穿红的走了,挂绿的又来了,把我们骗得一愣一愣的。”一听邓仪讲环保,村民说“又拿我们开涮了”。

这些年,村民一点好处都没得,连电都没有通;而且听说政府要组织移民,村民想反正要走了,拼命多养几只羊,梭梭林急剧减少。

当邓仪提出让村民去贵州古胜村看看,接受社区发展方法的培训时,村民们认定这些骗子要拐卖人口,死活不肯去。邓仪只得让政府人员同去,村长对村民说:“走吧,大活人还能被卖了?再说万一被卖了,我们是能跑掉的。”——原来村长也不信啊。

去了古胜村后,村民发现,原来我们也可以自己管理村庄啊!农民总是相信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全体村民选举出了村庄管委会。

让管委会自己讨论项目。

然后邓仪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将协会的钱直接打到管委会的账上。让他们自己来分配。这是国内扶贫工作中很少有的做法。

“我在草海做了九年,失败了。为什么?我在项目很好,可我走了,项目就做不下去。为什么?参与式发展太强调理念了。举个例子,在草海,我们宣布规则让村民选最穷的‘协进户’,第二天,村民讨论很热闹,吵起来,甚至还要打起来。我很高兴,参与度很高嘛。没几天,一个村民来告密,拿到‘协进户’的钱给全村人平分了。原来,第一天晚上,村里就开了个会议,村民说:‘村里钱要平分,要用他们(基金会)的方式迷惑他们,把钱拿下来,民主不就是吵吵闹闹嘛,表演给他们看。’你看我做了七八年社区工作的人,农民骗我还是像骗孙子一样。”

因此我在阿拉善工作方法变了,我们是算不过农民的,不如让他们自己算。

邓仪与项目工作人员告诉村民,“蛋糕是你们的,便宜肯定给你们,怎么分是你们的事,分不好出了问题我们不管。政府三年五年一换,他们也不熟,我们是小基金没什么办法。生态是你们的,环境是你们的。解决问题,只能靠你们自己想法子”。

因为是国内企业家的基金,不需要什么条条框框,邓仪把“参与式”的资源图与问题树让志愿者去做,直接与村民开门见山谈利益。

“哪些项目能做,哪些不能做,我只能出这么点钱,你们自己选项目,决策权还给你们。”

村民自己选择了光电互补,太阳灶,沼气池,自己去打听方案进设备。然后邓仪就开始与村民讨价还价,村民说我出20%,邓仪说不行,60%,最后达成各50%(每个项目比例不一样)。有了替代,村民自然就少用梭梭:“大热天的,有了太阳灶,谁还烧梭梭把自己热得那样?”谈成的交换条件是村民保护梭梭林,“做得好继续有蛋糕,做得不好,立即中止。”

工作团队和村庄签协议;由村庄和每个村民签约。村庄自己定保护条约,条约写得很合理,村民自己建的保护区内不许砍捡梭梭;保护区外,可以捡枯死的梭梭,只可以用手但不可以用车拉。村庄与每个村民签约要求减羊只。工作团队不对每家每户做项目,只与管委会打交道。

当发现个别村民羊没有减下来时,邓仪和村民一样跳到炕上,脱掉鞋子,开始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大老爷们不要脸,说话不算话。”

这就是“内生式发展”,在目前的村庄经验范畴内通过一个个项目扩大村民能力,而不是简单地帮助弱势者扩大权利。外来者不做理念倡导。“不要改变人家的文化与规则,这是上百年形成的,例如进去就提倡性别意识,这很愚蠢。”邓仪总是口无遮掩,“对管委会,项目官员最好旁听不能评介与指令。完全从当地人的经验与文化中产生项目。牧区人比农区讲信用,我就与他们签约按手印,不遵守时和他们一样骂人。村民想这哥们是一伙的,是咱们体系的人。”

果然村民红着脸把羊减了。

邓仪认为,在村庄的经验与规则中即使有明显不合理的,也不应立即加以干涉而是让村民自己去发现。例如村民由于对外来户占地不满,第一年项目不让外来移民户参加,邓仪尊重他们的错误选择。现在管委会认识到外来户不参加项目,破坏的还是村里的环境,态度开始变化。

张树新在考察中发现,村里的保护区没有任何栅栏,梭梭却保护得很好。张树新还发现在村民划定的绿色保护区示意图中有一小块黄色区域,原来就有一个村民死活不愿加入保护协定,好,一切自愿。张树新点了点头。

记者在村里正好碰上乡治沙办的主任,主任与村民有一个对话:“你们迟早要搬的,我也是这村呆过的,二十年前与现在没有变化,以后你们搬到吉兰泰镇,日子就好过了,搞些服务业不比这儿强?”

村民“咦,说得好听,XX,XXX到镇上,不是叉开腿干活?(意为做妓女),镇里厕所臭的,哪能像我们这儿沙漠里到处方便,镇里上厕所,苍蝇黑压压的。”

“什么是幸福,谁来判断,是那些官员吗?幸福的判断应以自由为第一原则。都说移民好,移不移民应该是老百姓自己的选择。举个例子,什么是牧民幸福感,人都有控制欲,羊倌拿着一个鞭子指挥羊群,想让羊到哪儿就到哪儿,累了可以睡在沙地上,也是一种幸福感。我们搞的牧民自拍照里,一个姑娘在沙漠中用蒙文写着‘故乡’,她说故乡就是牧羊的地方,可以到处大声唱歌的地方。搬迁是对本土文化的摧残。”邓仪说话有点急,牛脾气又上来了。

“我们不做反移民的人权保护,不,我们与政府合作,显示不移民也可以保护生态。”工作团队的李弘称。

“我们不倡导,只重一件件解决问题的事。比如说我们要自由的河,那就要找到不建坝,村民生计怎么办的替代方案。”邓仪说。

“只有共赢的方案才是成功的,村民获实际好处,我们完成环保,政府有政绩,事才能成。这就是商业说的共赢合同。”

最后朝日透乐盖村保住了,再没有移民的危险,反而成了政府津津乐道的模范村。

阿拉善管委会成员图11 阿拉善补图1 阿拉善的牧民在商讨村里的事

图片说明:管委会成员与画村资源图的村民们

失败的温棚

所到之处,企业家在每个村庄都发现有荒弃的巨大温棚。这是政府的政绩工程。用农民的话说:“温棚已破得像春天脱毛的骆驼,塌得东一块,西一块了。”企业家们非常好奇,阿拉善日照长,水量小,非常适合用环保温棚,而政府投资上亿的温棚为什么会失败呢。

与腰坝镇农民交谈中,他们发现在政府发现温棚是个节水的好项目后,就大面积推广,工程队急急施工,见空地就盖,结果一半的温棚建在了并不适合的土地上而不能用。另外一半,不少有塌陷,每个棚成本要5万元,尽管村民只须出5千即可,但大部分村民怕日常维护还要投入,有的村庄离市场很远,路费昂贵得不偿失,不愿接手。更多的村民则出于更简单的道理,大水漫灌,很轻松,而钻温棚,很热,不舒服。

之后政府将推不出去的温棚免费送给一些企业,并配有流动资金。可由于企业不用出钱,根本不关心温棚的使用,不少企业拿了配套资金就跑了,留下一座座空棚。阿拉善协会在进入温棚项目三个月后,及时抽身而退,也因此与政府搞僵了关系。

一个善意的政府环保想法却导致了失败的恶梦,原因何在?

张树新评论:政府是利益主体,怎么要工程,怎么要钱成了关键。做社区发展要不来钱,所以政府不会做。但政府的工作方式已经把终端客户得罪了,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本身是与民争利的关系。而企业家在这当中不是利益主体,讲平等与效率,因此温棚企业主导更可行,春发浩地区的温棚就是成功的例外。

在查汉滩,当得知一个做得不错的企业被政府选定的另一个企业替代,反而将温棚搞砸时。企业家们问政府官员:“是不是谁马屁拍得好,就给谁项目,谁拍不好,就不给项目?”镇里官员:“嘿嘿,这个不好说。”

企业家看到,与温棚一样的是政府投入上亿元的贺兰山下栾井滩生态移民新村空空荡荡,杨鹏开始思考完全把农牧民转移的合理性有多少。而韩家寰则向村民详细纪录猪饲料的相关情况。

阿拉善荒弃的大棚图12

图片说明:被荒弃的大棚,失败的政府工程 翟明磊摄

 

 

上访村不上访了

腰坝的贺兰队村是个政府一听头就痛的村庄。这个村庄700个居民全部是从贺兰山搬迁下来的,当贺兰山成为保护区时,这个村居民被迫放弃11万亩草场,放弃3万只羊,却只获得每人500元安置费与每平米仅100多元的拆迁补偿,一个羊圈补1000元。搬迁后失去放牧收入,每个村民每年减少2000元纯收入,只相当于以前三分之一。有30户人家因疾病与孩子上学变成困难户。村民每年农闲时都会集体上访告状。

政府做法比较简单,只有二个字“移民”。生态的确有所恢复,但因此留下许多遗留问题。

协会进入村庄,帮助选举出村书记当管委会主任。第一件事是协会出2万,村民出5万修了5.9公里的路,每户按田亩数出车拉砂子。管委会为显示公平公正,请协会工作人员马彦伟与志愿者孙家杰为车子放牌计数,二十多天,风来雨去。

小马与小孙一来睡在队部破房中。日子久了,村民对他们都像家人一样。一天凌晨,王春书记梦到打雷击中了小伙子,不放心,4点钟打着手电来看两个小伙子,一看两个傻小子呼噜打得正甜,这才放心回去。

“同样做项目,政府把钱一投,什么都不管。而协会是全程服务,态度和气。”协会支持320亩地做了管灌,节水20%到30%,怎么埋、怎么铺全是村里人设计。全村成立了信贷基金、做了舍饲养殖……渐渐上访的次数很少了。

奇特的是这个王春书记,今年7月份不要做村委书记了,却愿继续做管委会主任:“书记是上面让你做啥,你就得做啥,同意也好,反对也好,叫你硬推,冲突多,得罪人。协会,你愿做就做,冲突少,工作好做。”

企业家杨利川,特意留在村庄,听到管委会的讨论,比如有的村民离井近不愿付管灌的钱,管委会商量如何告诉他如果这样,他远处的田地会被管道绕开不予合作。“正是因为是村民自己的项目,可以用商量的软方式。这是真正的基层民主。”

阿拉善志愿者在调研图6

图片说明:志愿者在农夫家调查  翟明磊摄

 

马空军的故事

邓仪向企业家讲起了马空军的故事。

在牧区二队,阿拉善协会的项目官员马空军是村民喜闻乐道的好小伙子,性格直爽有正义感,一下牧区就一家家跑。当地的书记有很强的宗族势力,当听说在政府项目中,刘书记有些乌七八糟的事,马空军决定要为弱势群体发出声音,揭开盖子放在光天化日之下,部分村民与个别管委私下表示支持马空军。而马空军平时总是指导村民做这做那,也曾对别人拍桌子发脾气。

一天,五个管委会成员一起来到协会,要求邓仪撤换马空军,理由是马空军态度不好,多次拍桌子。邓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从没有听到村庄要求撤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一惊之后一喜:管委会独立运作是名符其实,之后又一悲:马空军得牺牲了。

原来书记虽不得人心,但他还是有能力控制管委会的五名成员一起发难。马空军被贬为通信员。

邓仪评价说,弱势强势是村庄固有的文化,有自己的道理,只能通过项目实施为载体,让村民认识到自我价值自己来调整,这样才有效。外来的工作人员想马上改变村庄现有的规则,只会死翘翘。

紧接着,书记乘管委会主任巴图在外,主动为协会项目买砖,一半是土坯,却比市场平均价贵了三分之一,买的风机也是市场最贵的。

协会的项目总管张荣发是一个有10年经验的农村发展工作者,也接到村民举报。张荣发知道村民寄希望于他,但他不动声色,只是对村民说:“你们的意思很好,开一个村民大会,说一说材料买了多少钱嘛。”
村民们到了之后,张荣发却笑着说:“书记为这些事打了好多电话费,辛苦了……”村民一听,“怎么回事?发哥指望不上了,只有我们自己说了。”村民于是站起来问:“这个砖价的问题,请解释一下。”书记支支吾吾说了一阵。

村民又说管委会主任老不在村,管委会老扯皮。

张荣发问:“扯皮怎么办?”

村民说:“改选吧。”书记也想当主任,没怎么想就说:“好,改选吧。”

张荣发不慌不忙地说:“大家想一想,什么时候改选?”
村民说:“汽油费贵,来一趟不容易,今天就选吧。”

“好,就今天。”

这时,书记才感觉不对劲,他死死拿着纸,发选票,又拿着笔,准备自己做唱票,好控制局面,做点手脚。

张荣发笑着说:“哎呀,小马,怎么还让书记这么辛苦,你把笔拿过来。”同时瞪了小马一眼。马空军心领神会,一把抢过书记手中的笔。

最后,书记果然被选出了管委会,结束了一手遮天的日子。

查汉滩:政府与协会联手

考察中,企业家发现其实企业家的文化也已影响了邓仪的团队。

邓仪开始发现,企业家惊人的生存能力与政府的合作能力是协会的财富。张树新对邓仪的年轻团队说,“在中国,离开政府根本干不成什么事。如果你相信你的文化与价值观有生命力,你比他们有未来,一定要合作。但要保持独立地合作。”

每次杨平到阿拉善都与政府商谈,吃饭,一开始邓仪有点不屑,吃吃喝喝也能搞环保?没想到的是奇迹发生了。

一次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们在饭桌上酒杯往来,一位负责扶贫的盟委副书记杨继业听杨平与邓仪讲起社区发展,记在心里。之后不久,杨书记悄悄来到协会的四个项目点观察,与农民交谈,吃惊的是项目点农民“开朗,大胆,有啥说啥”,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

杨书记仔细看了也仔细想了。

在杨书记的指示下,30万政府扶贫资金交给协会来运作。杨书记说:“用你们的方式来做,你们的方式是解决阿拉善问题的曙光。”

政府与协会资金同时注入后,修建了1100亩管灌,25公里的石子路,村民自己出了一半的钱。

之后今年又有100万三个嘎查(村)的政府扶贫资金交给了协会。“你们提供了农村基层开发扶贫新模式,为社区自治提供了新启发。”杨书记说,“让政府操作会变调,还是让协会代管。”据悉,政府将政府扶贫资金交给NGO管理使用,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协会称为三合一方式:政府、协会、村民各出一部分。

现在,邓仪学会与政府搞好公关。目前正与政府联手试验滴灌项目。

30万投入的村庄叫查汉滩。

企业家到来时正好赶上三八妇女节,村里管委会搞活动,企业家成了嘉宾为妇女们发奖,一个脸盆,一个小本子,一条毛巾,企业家们发得很开心。

这个村庄大部分村民是甘肃民勤过来的移民,“协会把我们刺醒了。我十八岁离开民勤,”村民柴军闲告诉企业家,“六岁时,我们民勤不用打井,只要有个洼地,甜甜的地下水就冒出来。10岁时,开始用柴油机,打井40米;18岁时,我们要打300米的深井,水是咸的;18岁以后,再也没有水了,我们只好搬到阿拉善。但是我们还是拼命扩大耕地。结果没几年,这村的水位下降了4米。邓仪告诉我们,这是从子孙口里夺粮。我们自己商量上了舍饲养殖项目,自己去新疆考察种了1100亩棉花,就是为了节水啊。”

锡林高勒镇副书记赶到了:“SEE项目调动农民参与是我们政府多少年想做都没有做到的。”是的,政府是从上而下的管理,执行政策,执行计划,农牧民只是执行者,完全是被动的。而现在这种内生式的方法,从一开始就让农民思考这是为什么,从认识上解决发展与保护的问题。”

企业家认为,“协会工作这个切入点是很准的。”

韩家寰与萧今认为:“不能停留在这个点上。对四十岁以上的居民,可以在原住地生活,应当对年青人做培训,把他们的劳动力从当地转移到内地的企业去,减少人口压力。我们企业家可以来安排部分就业。”

这些建议都得到了邓仪的认同。

 

 

融合

在讨论中,张树新发现协会的工作团队往往听到不同或反对意见时会跳起来,情绪激动地反驳。她提醒:“你们必须什么都要听,你没有权利左右我独立获得信息的权力,你要尊重所有不同的意见。”

很久之后,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仍记得这句话。

在考察第二天,企业家与李佩成院士的科研团队商量地下水研究工作报告;第三天与贺兰自然保护区副局长实地考察;与副盟长交谈探讨……企业家与各行业人员的交往学习能力让协会的年轻人长了见识。

企业家与工作团队年轻人在争论中,非常注意构建一个开放的理性讨论平台。三次内部沟通会,让企业家与年轻人就协会工作方向、就人生、社会理想全面交流。

观察这一过程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萧今认为,“企业家尊重每人的表达权利,又直接表达意见的沟通能力是很强的。”

考察后,执行团队的小伙子们不叫企业家们“臭老板”了,提起企业家们有了点“肃然起敬”。在考察第二天,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韩家寰与云南企业家武克钢教会他们什么是现代组织,如何在充分沟通、平等商量中形成有效决策。

“出得起10万元的企业家有的是,但放弃六天工作与休息,每天16小时做社会调研的企业家又有几个呢?我敬重他们。”邓仪说。

还会有冲突与矛盾,例如企业家还是肯定了政府的1136万亩围封转移,确定政府是生态保护的主力,而不是站在NGO小伙们不赞成移民的立场上。但双方明白,只要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共识会产生,“因为有一个共同点是最重要的:用尊重、平等的方式解决环保问题”(张树新语)。

现在企业家开始明白啥叫社区发展了。张树新说:“社区是个终端网络,牧民从下而上的综合性的管理体系是社区发展产品的送达方式。”在最终的战略评估中,企业家们一致认为,推动社区发展是阿拉善协会的核心能力之一,要扩大与重点投入。考察团高度评价了工作团队小伙子们的理想与能力。

而邓仪则认为,“企业家的建议没错,除了社区发展协会要做得更多,其实还要做大社区,把政府、企业都拉进来,协会是个大社区。”

企业家与NGO团队还是坚持自己的思维,但从自己的角度来解释理解对方的善意了。

萧今说:“我对企业家讲明了社区工作不会像工业项目那样,可以简单扩延,可以标准化;每个社区磨合是人与人的交流过程,时间不可统一,企业家表示理解。”

邓仪也明白,企业家讲投入产出的效率,以前他有些抗拒量化评估社区项目,现在他接受了一些量化方式。“我已向执行理事会承诺,2008年,二队的羊将削减,从一只羊40亩草场,达到一只羊120亩草场。”

企业家们大多相信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工作团队也相当接受。在实践中,邓仪信奉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道家思想:“无为而治”,“大成若缺”。村庄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只须在缺陷处施加合适的改进即可。“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协会的项目要变成村庄自己的项目,以村民的心思来调整协会的布局与思路。协会策划者杨鹏的道家思想影响着执行团队运作。在哲学层面,工作团队也与企业家心心相通。

在战略评估报告中,企业家们写道,SEE协会的核心能力将是企业家精神与专业环保NGO操作与理想主义的结合,三者将诞生出新的文化与精神。

现在邓仪对企业家的协会开始有了信心:“中国公益事业的本土化,在这里兴起。”“如果优秀的有钱人不能走第一步,中国公益没有什么希望;而一帮精英集合在一块,都不能走通这条路,中国公益也没什么希望了。”

“以前有NGO的朋友说,你别为企业家卖命了,这话让我感觉很恶心。现在觉得中国人的本土化公益,我做得挺有尊严感。”

邓仪透心里乐了。

我微笑

我微笑

感谢你们耐心地等候,我曾想彻底关闭壹报,是你们的等候给了我力量。现在,我微笑,这世上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可战胜的,如宽广的爱与永恒的耐心。

我再次诵读德兰修女的话给我所感恩的朋友,家人和深深思念的友人: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以自我为中心,不管怎样,总是要讲道理;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甚至明天就要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如果你成功之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不管怎样,总是要成功;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诚实与坦率;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总是要建设;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被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

壹报重新激活了,他无法放弃自己的言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