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天堂与好地狱
翟明磊
吃人机器一直在吃人,当他吃下一个个人时,已不是新闻,当它吐出了十三个人时,反成了新闻,这就是世界的诡异。
富士康出现连环十三跳，郭台铭神色慌张在记者包围中为自己管理体制辩护：富士康在深圳有三十五万员工，跳楼事件说明有三十四万九千九百八十七名员工还是适合这个管理体制的。我想起陈冠中的政治幻想小说《盛世中国》对2013年国人心态的描写，国力大盛自信膨胀的精英们和生活在封闭信息环境的老百姓，每天吃着国家从国家化工厂生产放入自来水，饮料中的“快乐”毒粉，都有些轻微的“嗨”，认为生活在一个天堂中，并自认为清醒地说这是个坏天堂，还是需要局部改进的。而没有吃快乐丸的人们却认为这是一个地狱，只不过不再象血池肉林，天火油锅，是一个“好地狱”。
每个人的体验与立场对事情便有了断然不同的看法。
政府称富士康符合最低工资线，记者们也看到了富士康整洁利落的厂房，康乐设施，中午有三十分钟吃饭，每天有二十分钟休息等等，和广东一些血汗工厂比确实“人道”不少，富士康亦断然认为自己给员工的是一个“坏天堂”，是初入厂的员工自己心理调节有问题，当然管理体系也需要改进。
我曾经在国内第一次做了深圳工人组织的报道，因此在一个月时间走过深圳不少工厂，所以对报纸说一些数字，我的体验可能不同。
据《明报》报道，富士康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这意味着什么，你们知道吗，这对一个年轻的工人？
每天工作 12小时意味什么？
我认识的一位工人组织成员王姐，为体验血汗厂的生活，化妆成工人进厂。——她以前是文员。每天也是工作十二小时，一天下来全身关节发痛，连续四天后，腿肿了起来，指头一压深深的凹洞，第五天，脚肿成了馒头，抬腿走腿只能挪。十天后越来越严重。一个月后才好。这样双腿肿至”发亮”的年青工人不在少数。王姐观察到，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工人，会用各种方式发泄情绪，如说话：“我不想做人，做人好累。”“想做猪，每天有人喂。”有的会发出无缘无故的大笑，有的人则对开玩笑的人施以痛手。工人自卑到不敢与厂长说话。
要知道那些新进厂的十七八岁的年青工人，在体力上和王姐是没什么差别的。 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村学生体力上更好，其实经过六年中学住校生活与农村生活脱离的农村孩子在体力上和我们是没什么区别的。更何况现在国家大力提倡并校，将分散的农村小学合并集中在城镇，导致离家过远的农村孩子从11岁就住校（更偏远的地方有8岁就住校的），一周回家一次，从小就脱离了农村劳作。并校运动开始于2003年11月中央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之后，至今七年， 而并校运动产生最早的一批小学生已中学毕业，正是现在深圳工厂的年青工人，也是富士康自杀的九零后主力。
我们的农村孩子经过长期学生生活比我们想象得要脆弱得多。
我的好友祝强，18岁高中毕业去深圳工厂打工，10年的学生苦读生活无法适应工厂，使他仅仅工作了十五天，其中十二天加班，最后七天每天十六小时工作每天睡五个小时，他站在车床边睡着了，手被卷进机器，烧焦了，没有安全知识，不知如何关闸，他用左手硬拧开螺母才停下机器。被截肢的他和另一个残手工人创办了志强工人服务社。
我曾经在创办的〈〈民间〉〉发表过一篇文章〈〈累死的女工〉〉，19岁的深圳松岗女工李春梅，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也就是加班了六个小时，但工厂纪录上只显示加班三个小时， 连续两月没有一天休息，最后一天她干了十六个小时，下班后这个女孩躺在床上直直看着天花板说：“我觉得快要被榨干了。”一边咳嗽一边说：“好饿。”几个小时后， 她吐血死在卫生间地上。李春梅十五岁就进工厂，所以体力难支。这样的情况是普遍的， 广东的血汗工厂的劳动强度是为一个壮劳力平均值设计的，这也是为什么个别人无法适应累死，或心累而死的原因。郭台铭的逻辑是一个管理体系只要让大部分人不跳楼就行了，当然他已经做到了。
—— 有这样的思路必然有他现在的这样的麻烦。
无处可逃的“精神控制”
富士康漂亮的厂房并不能改变它把工人当漂亮机器的本质。
和一些血汗厂只控制你的肉体与力量不同，郭台铭的高超之处在于精神控制。
“每日要早10分钟上班开会，做检讨，工作时不准讲话。做错事，线长就当众大声责骂。我做了3年厂，没试过这么辛苦。讲话是减压，有什么问题？富士康把我们当机器人！”富士康第一跳死者马向前的胞姐表示，马生前工作极之艰苦，又经常受主管责骂。她形容富士康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令员工尊严尽失，“一百多人读检讨书，有时女孩子读检讨的声音比较小，领导要她读到全部人都听到，然后那女孩读着读着就哭了。”（注：此段引自《新报》五月二十六的报道）
富士康完全没有工人的工会，只有工厂主控制的假工会。
前文提到王姐摸底进的工厂虽然也是每天十二小时工作，但工人通过讲话，抱怨发泄了情情绪，但郭台铭的厂是不讲说话的！
老实说和笔者见到的更辱人的工厂相比，这确是不算什么。工人领袖张治儒告诉我，他所在的工厂，管理者惩罚工人，是让工人站成一排，工头们象枪毙工人一样，用消防高压水龙头瞄准一个个“枪杀”被水压击痛倒地的工人还必需立刻爬起站好，再被冲倒……这种污辱人格的方式曾让张治儒血往头上涌，立下了为工人维权的决心。
与人民公社的人身管制相同，也比笔者讲到的高压水龙头冲工人的工厂更“进步”的是：郭台铭的管理不过是更系统的侮辱人格的体系。人们无可释放。被水龙头冲倒的工人，过了这关，剩下时间还是相对自由的。但富士康不同。
而网上最新爆出工友的文章，揭发富士康保安打人是导致工人自杀或被自杀的真实原因，如果属实。则更为恶劣，政府当严查到底。
谁能逃出“好天堂”
我在深圳采访工人组织时，一天晚上，看到了我终身难忘的一幕，在工人区的一条林荫路，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站在树下，我想她在等男朋友吧，过了四棵树，又是一位十五六岁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再走几步，又有一个少女在树下，整整五百米的林荫道站了五十多个少女，工人朋友告诉我这就是站街女，这是价格高的，还有一条路是四十五十几岁的老女人人肉市场，为工人们提供性服务。
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女就是来自于那些无法适应工厂工作强度又有些姿色的女工,卖身对于她们来说不过是选择了另一种轻体力活。
不同于中年工人，新一代的工人往往有高中初中文赁，中国农村的中学教育其实是为城里孩子设计的，完全与农村与现实脱节，有农村的父母说，本来很不错的小孩上了中学变成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讨厌农活的废人，无法在农村生存。——我曾亲见看到几个农学院的大学生（家在农村）竟然连个大坑都挖不动。这些不愿干农活的孩子向往进厂打工，然后他们发现工厂远比农田要残酷，十多年的教育完全用不上，低薄的工资，辱人的管理方式，而学校带来的空洞的理想与自尊与之激烈冲撞。现实难以接受，去寻找天堂吧。
和经历过严酷农活磨练的中年民工不同，这些从学校直接走进工厂的孩子无法适应为传统民工设计的工作强度体系，而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让工厂不可能降低工作强度。
谁造了“坏地狱 ”
大陆政府针对富士康自杀事件说：“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听到这话简直要吐。正是我们的各地政府用打压劳工组织，（例如，前文提到张治儒的工人组织就多次被抄家打垮。）制定荒唐至极的最低工资线，而且二十年不变，用降低一切成本的办法来吸引外商与港台商投资建人肉工厂。例如东莞为何发展突起，有一点，这个城市和深圳相比，打压一切民间劳工组织，东莞没有民间工会，没有合理的谈判机制与组织，这也是东莞为何比深圳更多砸机器，堵路的工人暴力事件的原因。
我对许多事情悲观，唯有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别人问我为什么：我答：三点：因为中国有最勤劳最廉价的劳工，没有工会。中国有全部由国家控制的土地，这些从中国人民手中掠夺过去的土地只要被政府一点点拿出来变现，GDP不用愁上不去，中国有大量第一次购房的百姓。
正是我们视GDP为亲娘的政府造就了郭台铭与官员们的“坏天堂”，工人的“好地狱”。
因此政府发言人第一句是“生命是最宝贵的”，第二句话便是“我们继续欢迎台港企业来大陆投资。”更为荒唐的是政府竟以富士康工厂的自杀率不高于全国全年自杀率为富士康辩护，却全然不考虑富士康十三跳多数是在数月内发生！无耻之尤。
郭台铭可能还觉得委屈，我是守法的，我给了工人大陆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每月九百元，工人十二小时加班是自愿的，我没有严重超时加班。只不过我工厂人多，才显得问题大一点。这更说明，政府与郭台铭们共同构筑的合法天堂标准却是地狱级的。
郭台铭的漂亮气派的工厂和我们这个所谓高速公路横飞，高楼并起的大陆社会一样，只是一个光鲜照人向全世界展示的“好地狱”。
更为有趣的是仅因为相对于一些“血汗监狱”工厂，富士康能按时发工资，环境与收入有保证，春节时数千名工人争夺富士康职位，竟挤坏了铁栏杆，甚至要向保安和有关人员打点才能拿到面试的机会。富士康确实是深圳政府眼中的“好工厂”，走投无路的民工相对的救命稻草。
然而地狱并不因为你有了漂亮的工人食堂，看似文明的管理规章，有了惊人的GDP而改变。只要你并不尊重工人，视其为机器，对于工人来说自然是地狱。
相反，一个高尚的管理是尊重人的。我的朋友王惟尊，国内知名MBA，曾任喜之郎的执行总裁，他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老总与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喜之郎管理中以前有个头痛的问题：工人偷吃偷拿果冻。王惟尊上任后一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每个车间树起大桶装满果冻让工人随便拿。工人反而不好意思了。可惜的是象王惟尊这样的管理者太少，太少。
吃人机器不停地在吃人，让人麻木，沦为一个个生产工具，这吃人机器还不停地美其名：创造就业，让你生存。当十三个人因为天生敏感或还未有完全的麻木，或还来不及被格式化时，因各种原因而轻生，吃人机器因此吞出了十三个人，他们不再是一个每天十二小时的牛马，用生命跳出了坏地狱，人们才意识到这是“吃人机器”啊，于是有了富士康十三连环跳的新闻。
此文已在《明报》5月30日发表，读者如有转载，请注明《明报》版权。
翟明磊：
独立记者，公民媒体《壹报》创办人，曾参与创办NGO绿根力量，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中心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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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报调查报道
《寒风中，谁在露宿？谁是冻死骨？》之二
自2009年12月24日开始，中国遭遇剧烈降温天气，一些地方气温一次性降低30度。北方大部分城市温度均在零下十多度。
当城里人在温馨舒适家里享受融融亲情时，却无人关注那些住在低矮潮湿的工棚里、或没有找到工作、流落街头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天当被、地当床”，寄宿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把车站、街道、“高架桥”、建筑墙角当做挡风避雨的生活港湾。
如何避免杜甫笔下“路有冻死骨”的情景在这个寒冷冬天的重现，如何为2亿多农民工提供更妥当的制度安排，如何让他们获得正常的社会保障，永远不再忍受寒冷的侵袭，这是施政者应尽快解决的课题。
皇城根下冻骨头
——北京寒风中的露宿者
□CNN特约记者 赵静 徐娉婷 张娟儿
全文电子图片阅读版 http://docs.google.com/View?id=dgbf59m2_2dbw4f7f5
民工篇
“血冒太多了”
王玉水：养伤北京莲花池
2009年12月27日，22点15分，北京莲花池长途汽车站门外躺着一个人。
他脑袋上顶了一个破烂的大帽子，脸上有伤，纱布包住了大半张脸。干枯的碘酒药水混着伤口淌出的脓水，将纱布紧紧地粘在脸上。
他叫王玉水，男，52岁，山东威海人。
车站已经关门了。他蜷缩在门外右侧的角落里。“褥子”是用纸壳和尼龙袋子做的，两条单薄的棉被，一条裹在腿上，一条盖着上身。
“我来北京已经两个多月了，干土建的，盖楼房。四五个人在土木上干活，活干完了，天冷，我们想算账回家。去问小老板儿要钱，他不给我们算。我们急眼了，把老板打（了）几下。”
“后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小老板雇了打手，从背后盯着我们，拿刀把我们砍了。（我们的人）有几个吓跑了，有的被打伤了。我这是8天前受的伤。”
王玉水一边说，一边把手伸进被窝里，撕出一张5公分左右的纸片，抓起仅剩的一小撮旱烟，慢慢卷起来，往舌头上沾点唾沫把它粘好。
这个威海人摸出打火机，打了四次，终于着了，火机拉出长长的火苗，映在他那张浮肿的、血肉模糊的脸上。沙布几乎盖住了他的右眼，当他仰起头跟记者讲话的时候，从纱布下端的缝隙中可以窥见其肿成一条缝的右眼眼珠在转动。
他吸了两口旱烟，继续说： “我的脸都毁容了，眼皮下边的肉都被砍烂了。左耳朵旁边砍了一块肉去。去了好几家医院，没钱都不给治，手术都没做。打110，也没人管。”
“我血冒太多了，一走路就头晕。没领到钱，现在回不了家。只得这样扛着。前几天问个熟人借了七八十块钱买了点消炎药，现在都吃了了。”说着，翻出剩下的药盒给记者看。“我们出来打工，供孩子念书。我就一个儿子，今年19岁，念高中。”
为什么住在这里，不找个更暖和点的地方住的时候？
“西客站睡觉不安全，有警察轰，不让在那住。我一天都住在这里。车站早上6点开门，晚上8点关门。开门的时候我就在里边，晚上出来。”说完这些话，他抽完了第五口，也是最后一口烟。低着头说：“没用的，你们帮不了我，真帮不了。”
“天安门广场捡破烂我有窍门”
高力斌：人民大会堂捡瓶子
健谈、开朗、爱笑，小伙子高力斌说话简短有力，总是乐呵呵的。经常看到他憨厚的笑容，问他什么事，只要他知道都会尽量详尽地告诉你。
他喜欢人们称呼他“实诚人”。
2009年12月30日凌晨，高力斌正睡在北京前门煤市街上的长廊外靠墙的角落里，只盖了一床被子，铺的是尼龙袋子和一条非常薄的小毯子，下面垫了几张纸板。毯子原来是白色的，现在已成了灰色。
这位34岁的男子今年34岁，来自石家庄无极县，一米六的样子，身板很结实，小学上到五年级。
他指着一条尼龙麻袋，乐呵呵地对记者说：“我就用这个当枕头，白天用它来捡垃圾拾瓶子。铺的这些都是捡破烂捡的。”
为什么来北京？
“我弟弟把我给撵出来的。嫌政府补助我的钱，不给他。把身份证也蹩了（不给）我了，补助存折的本儿，户口本都蹩了我了。”
来北京的两个月里，高力斌平时靠捡瓶子生活。“一天能弄个十来块钱儿，早上花两块钱吃个早饭，晚上再花一块钱买两个馒头，豆包都行。一天两顿，花三块钱就够了。有时候还有人会给吃的。”他说，“到现在，我存了快二百块钱了。”
说起今天的待遇，他乐了。“今天吃了三顿，帮别人把垃圾弄到垃圾站上，别人请吃的西红柿炒鸡蛋，改善了一下生活。”
他高兴地谈起了自己捡破烂的诀窍：“八点半，人民大会堂正式入场参观，我就去那儿捡瓶子，下午两点来钟一关门，我再上别处捡去。夏天参观到下午3点半，现在是到两点。星期一，就上人民大会堂捡，其他时间，我都去纪念堂。”
他说这个诀窍是一个承德老乡教他的，不过这个老乡有病，还好喝酒，前些日子死了。
“实诚人”向记者讲述，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只有一个大衣，一个单外套，现在的被子、棉裤、棉衣服都是别人给的。晚上就睡在（前门的）地下通道和长廊里。“地下通道现在不让住了，警察会撵。下雨下雪的时候就住在长廊里边。”
“今年冬天北京下大雪的时候，也住在这亭子下边。我不喜欢去车站睡，一会广播这个车次那个车次的，吵，人也多。”“我习惯不穿着睡，也不冷。没冻伤过。”
“平时洗脸，洗澡，就去附近找个卫生间，用凉水洗洗，也不用肥皂和毛巾。”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兜里掏出一卷卫生纸，说“花一块钱买的。就用这个（擦擦）。”
白天“实诚人”去捡破烂的时候，会把他的“家当”放在一个衡水老乡那里，“那个老乡在前门西大街901车站旁开了个‘高兴商店’，就放那小卖部里。”
“再呆一个来月，春节打算回舅舅家，让舅舅管管弟弟。给我弄弄房子。”“有两年了，过年的时候，民政局的人，会给我送肉、大米、面，还有油。”他很想回家，每天都盼着。
“现在没有活计，一点活儿都没有”
北京西站：地下通道里的流浪者
“我们是来打短工的，现在没有活计，一点活儿也没有。”12月27日晚十点，在北京西站南北广场的地下通道里，在此露宿的老者来自天津宁河县，今年54岁。“我们啥也没有。实在困了就坐一会，不敢睡啊，地上忒凉。”
北京西站南北广场，随处可见通道两侧靠墙边和柱子的角落里躺着、靠着、蹲着、坐着的人。其中，多半是民工，还有流民和访民，年龄从七八岁到七八十岁不等，穿着破烂。
他们中有很多人没有铺褥子，就躺在冰凉的地上，枕着自己的鞋子或者捡来的瓶子睡觉。有的人只有一条单薄的褥子，盖不住全身，只能用来裹住半边身子，腿和脚都露在外面。还有的用一块布蒙住脑袋，挡着通道里的光线，蜷缩着身子睡去，不时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子在颤抖。
他们有的有行李，就摆在旁边，或者拿来当枕头。
看到记者采访，一位叫门希军的小伙子走上前来。这位来自河北邯郸的男人好奇地问：“你们调查了之后能上电视吗？”
在北京找活，门希军说一般去“虎坊桥”，那里有个劳务市场。他去过好多次，找的工作都不好。“前几天，我找到了一份刷碗的工作，干了5天，他们说是‘试验’5天，今天是第六天，都不给工资，我就不干了，重新找。”
“我出来找活和其他人不一样。我家里就只有我自己了，没有亲人。自己在家做饭还得买吃的，天冷，每天也得消耗三四块钱。在外面除了打工，能挣到钱就挣，挣不到钱的话，能混口饭吃就行。现在北京骗子太多了，好多骗外地人去干活，干完不给钱。”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在五环外的小厂干了二十天，现在来北京一个月了。身上还有一点钱。一天吃两顿饭，要花十块钱。早上吃点油条和包子，晚上吃烙饼喝点稀饭。”
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个国家的军队里当过两年兵，现在复员已经快20年了。
在南广场的入口处，右侧靠墙根的位置有水从旁边的一个通道慢慢地流出来，在这里睡着的人很快就要被“淹”了。但是他们有的太累或者太困了，发出轻微的鼾声，睡在冰凉的地上一动不动。
在这条通道的角落里，睡着两个来自河南的农民兄弟，一位27岁，另一位30岁左右。从八月十五出来打工到现在。
他俩最近没找到活，没钱了，也没地方住。他们不愿意配合记者的采访。跟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问道：“接受你们的采访有什么好处吗？能给我点钱花吗？给我们发点工资呗？我们需要的是钱，别的什么都不需要。”
在两兄弟旁边，有一家四口。他们用纸板和破木头靠墙边围起了一个九平米左右的“家”，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和十二三岁的姐姐坐在铺好的床上，爸爸在一旁躺着。“家”的另一边站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这位四十多岁的爸爸说“那是我的姐姐，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当天（2009年12月27日晚）22：09到22：25，记者统计，在通道内躺着睡觉的有90个人。
在统计人数的过程中，遇到了两位做保洁工作的老者，一位名叫续龙森，今年53岁，老家是山西临汾的，来这里工作10个多月了。另一位55岁，山西运城人。他们告诉记者，像这样无家可归的人每天都有。到晚上八点左右会来十几二十个警察、城管和保安模样的人，开着两辆垃圾车来赶这些人走，警察会把他们的东西扔进垃圾车里拉走，把人带到救助站去。现在里面的这些人，是在警察走了之后回来的。
续龙森说：“人多的时候比这要多两三倍，这两天警察来赶，人少了，今天算最少的。平时这周围转圈都满满的。夏天的时候比较少，冬天外面一冷，这里人就多。有的是打工的，有的是不干活的人，盲流子。”
流民篇
“活着太累，太凄凉”
她有一个上大学一年级的儿子，很爱她。
12月27日晚上十点半。北京西站南北广场之间的地下通道里，在东侧靠墙的一面，一个人蜷缩在一张垫子上，只盖了一床被子。
她说活着太累太凄凉，她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心悔已冷”
付凡平，在纸上费力地写下“特别感谢你们！”。
她的两手没有了手指，只有两个“拳头”，上面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她的脖子和脸上有明显的疤痕，有些皱缩，左脸显得比右脸小一些。
她是一位40岁的女人，陕西延安人，儿子18岁，在西安医学院读大一。
来京十几天的她，靠捡破烂为生，“也捡不到什么东西，但从来没向别人乞讨过，别人愿给就给点，但多数时候，别人给的都是白眼。”
她说几年前，经历过一场火灾，再加上医疗事故，当时把手绑得太紧了，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谈起自己的经历，她声音哽咽了，两眼红红闪着泪光，“出了事后只能给家里带来负担，我瞒着家人出来，想减轻家庭负担。但是来到这儿后，心里感觉特别失望，特别凄凉。”
“端着志愿者给的粥的时就想哭，确实能感觉（到）一种爱，但是自己没有回馈。于是每天我都会买点馒头，给那些没有东西吃的人。前门第六隧道里面有个哑巴，我基本上天天给他买点吃的。”
周围人慢慢多起来，她说：“回避一下，好吗？我只想谈会儿心。”
她说自己一天吃两顿饭，花两块钱就够了。一块钱能买两个馍，有时候也吃点包子。
“最让我心疼的是我儿子，他同学老师来了，他都说这是我妈妈，特别尊重我。儿子特别懂事，一放学回家，抢着洗衣服、做饭。儿子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儿子是为了给我治病，才选择了学医学。每次周末回家时，他都给我做针灸和推拿。”
她拒绝被拍照，说：“我自己倒没什么，儿子还在上学，怕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
她翻出背包，用两个拳头捏住拉链，打开一个笔记本，本子上面有她没受伤以前的签名，字迹清秀有力。本子里面还夹了一张纸，是她受伤以后写的，她偷偷递给记者，上面写的是她来北京之后的心理感受——“活着太累，太凄凉”。
她费力地掏出一张儿子的照片。上面的青年面庞俊秀，目光炯炯，自信、阳光，摆着一个很酷的pose。周围的人围过来看，连连称帅。
她从包里掏东西时，带出了一本书——《赞美上帝》。她说自己是基督徒，没事的时候看看这本书。“这个书特别好，读这个书让我感到爱和坚强。”
现在她和家没有联系，只是在周五及周末，去网吧上网和儿子聊会儿天。离家的时候，她骗儿子说是去阿姨那里呆几天，儿子还不知道她已离家。
她说：“活着太累了！我给自己取的网名叫心悔已冷。”“过几天还是准备回家吧。”
“好心人每天给我送两瓶热水，四年一天不拉。”
如果说地下通道尚能遮风避雨，下面这两位老人则是真正的风餐露宿。
在北京站西公交站亭下，一位老人，名叫王军，79岁，牙齿全掉光了。他说自己年轻时犯过政治错误，没有亲人，无家可归。他摆了个小摊，卖几份报纸和杂志。
记者前去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的小摊旁边，身穿一件破旧的军大衣，戴了一顶深蓝色的线织帽，两手钻在袖子里，浑身颤抖着。脚的旁边是一个褪色的暖瓶，“前面胡同里有个老头，85岁了，每天给我送两趟水，四年了，一天不落，”老人说。
暖瓶旁边是一个保温饭盒，他掀开盒盖，里面泡的是方便面，上面漂着两片白菜。“每天我就吃方便面，一块钱一袋，一天吃两袋。”“每份报纸能赚三毛，可是一天十张都卖不到，”老人叹道，“有的报纸是周报还好，有些日报，今天卖不出去，还得退回去。”
他的行李堆在小摊的旁边，晚上他就在马路对面两个变压器中间露宿。记者看到其中一个变压器后面还藏着老人的一块用于御寒的白色塑料布。老人自称露宿街头已有30年了，“我以前不在这里，后来公交站挪过来了，我也就跟过来了。我得跟着公交站走，”老人说。他说胡同里的基督教今年二月给他送过20斤大米，后来没再来。
“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同在这个公交亭下的另一位老汉名叫罗瑞丰，看上去约七十岁。他上下门牙都掉了，两眼暗淡无光。他也摆了个小摊，卖些报纸和杂志，总共不到十份。“三天没开张了！”他叹道。
小摊旁边就是他所有的家当，一床打包的被褥，一块仅能容下他的木板和一些杂物。白天他在那里“摆摊”，晚上就在那里露宿。他说衣服都是别人给的，身上的大衣是别人在六年前给他的。“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你们。”当时记者距他不到一米。不远处就是公共厕所，他说平时就去那里用凉水洗洗手或脸。
露宿街头的远不止这些。2009年12月29日晚上，八王坟长途客运站对面光辉桥下，住着两名男子。一个竖起来的纸板把两个“床铺”隔了开来。一个人的被子上面盖着几片纸板。另一个人的被子上面铺着一块塑料布，一块石头压在脚的上面。
从事流民救助工作的志愿者赵毅说，流民团体主要由残疾人、无业人员、无住所和无生存能力的人构成。基本上可以定义为丧失工作能力并没有住所的人员。
“住在天安门地下通道的流民现在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八王坟、北京站，还有一部分留在了前门附近的地下通道。他们一般不敢回去太早，要等到晚上十一二点以后才敢回去。回去早了会被赶。现在地下通道上面盖了个城管的亭子。”据他说，天安门有一些流民，基本上靠捡破烂为生，主要在广场上捡瓶子。
“北京流民有三十万”
57岁的张世和（网名老虎庙）从事流民救助工作有两年半了，他说北京流民至少有30万，这还只是官方统计，天安门广场的流民大概有1.3万人，常见的也在三四千，露宿在天安门广场地下通道的大概有一二百人，有时候不到一百人，流民们晚上11点以后才回到广场的地下通道，因为之前会有数次驱逐。
“北京流民聚集在天安门是最多的，因为这里相对比较安全.。他们靠卖国旗、地图和福娃等小玩意儿维持生活，工商部门称他们是游商。”
据他说，很多流民来自农村，由于土地纷争、改制、变革、大规模建设，土地被占有、补助的钱被克扣，或者补助很少，有的流民由于自身的德行不太好，补的钱几年以后吃光了，没有再生产能力，所以流落城市。也有由于家乡环境污染或者来自不毛之地，没有生活来源。
2007年12月9日，在北京大兴区的南小街，老虎庙用网友们捐助的钱租了七间房，后来发展到八间。
“人数最多的时候，流民公房里收养了男女老人、残疾人共34人。现在住有流民15人，前段时间死了两个。”
访民篇
“我们只能买一站地的票”
2009年12月27日，早上七点五十五分，在通往北京永定门长途汽车站的一条人行道上，一家四口正在“搬家”。人行道旁的草坪上，已经没有了草，只看到踩得结实的泥土。2009年12月26日晚上，他们就栖居在这里靠墙的一角。
露宿街头的“蔡伟（慧）根”一家在搬家
爸爸蔡继党正在在收拾东西，妈妈程棉琴正在给4岁的儿子蔡伟根穿棉裤。小伟根脸红扑扑的，两颊结了些疮。6岁的女儿蔡梦缘已经穿好了衣服，站在一旁看着爸妈。蔡继党把他们所有的家当捆成了七个包裹，有三个已经摞到了行李架上，第四个放上去的时候，由于远远超过了拉杆的长度，马上掉了下来。
这一家四口来自河南祁县。“我们来北京两个多月了，一直在这外面住着。”程棉琴说。“孩子生过几回病，感冒一次就要花几百块钱，从家带的那一点钱快花完了，我就在外面捡点破烂，卖点钱，有时候端着碗要点饭。”
他们一家来北京上访，听说家里的问题可以解决了，就想回家看看。
“但是我们火车票还没买呢，没钱呐。”爸爸蔡继党说。
“我们最多能买一站地的票。”妈妈程棉琴说。
据2009年12月27日《新京报》报道，2009年12月26日北京最低气温-12.1摄氏度，最高气温-5.1摄氏度，是到当时为止，2009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没有人来认领孩子，我就把他抱走了”
蔡继党一家不是26日晚唯一露宿北京街头的人。
一层塑料布，一床破旧的被褥和几条捡来的木板，构成了一张床。被褥已呈黑色。“床头”堆着一些杂物。这是5岁的刘天赐和爸爸刘国敏当晚的家。2009年12月26晚11点一刻，记者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附近马家堡桥的桥洞下发现了他们。
刘国敏和他的儿子刘天赐
刘国敏今年55岁，是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滔河乡刘伙村人， “2007年正月十八进京上访，到目前为止，没有进过家门，”刘国敏说。
2004年五月初五早上五点左右，刘国敏在南阳市内乡县北关庄畔垃圾箱边发现一个患有兔唇的弃婴。“我捡到他的时候，他才四斤八两，脐带还没断，”刘国敏对记者说。“我在那里等到了九点半，见还没有人来认领孩子，我就把他抱走了。”后来，刘国敏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刘天赐。
“为了给孩子治病，动了两次手术，医院给减免了一些（费用），自己一共花了四五千块钱。”刘国敏说。现在还能看到手术在天赐上嘴唇上留下的一条疤痕。
“平时我就捡点垃圾吃吃，捡点废品卖卖，给孩子买点吃的、喝的。”刘国敏说。
“这个床不是我们的，”刘国敏说，“别人嫌这里冷，到别处睡去了。要是他回来的话，我们就不能在这儿了。就去北京站、西站或是到公共厕所里待一宿。”
“我也是女人，我也想梳妆”
刘国敏的“邻居”叫丁玉花，是一位五十四岁的中年妇女。她腿上有伤，活动要靠双拐。
丁玉花，“我也是女人，我也想梳妆”
她头发凌乱，显然很久没有梳理过。“我也是女人，我也想梳妆，可是我现在没有心思去弄了。”她拿出了自己身份证，照片上的她梳着短发，干净清爽，很难看出是同一个人。
她的“床上”有两床薄被子，满是污垢，透着黑色。被子上面盖了两层破旧的塑料纸。
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吃泡的方便面，她指着黑背包里的一包挂面和一包方便面说，“这都是好心人给的。”
赵毅是一名志愿者，从事北京流民救助工作近两年了。据他所说，一个叫“阳光公益”的组织每个星期会去永定门长途汽车站附近两次，每次会给那些人每人发两包方便面。一些韩国人会去发一些挂面，还有人会去送一些菜。
“比较可怕的是，他们的东西经常被抢，”赵毅说。“警察和城管在轰人的时候，会以‘影响环境卫生’的名义，把他们的东西清理走。根本不管是谁的东西，就直接往车上扔。那些访民和流民，胆子也比较小，不敢怎么样。有时候，他们不在，东西就全给扔到垃圾车上拉走了。”
2009年12月26日晚上11点半，记者看到马家堡桥桥洞下露宿了大约20个人。有的“床铺”边上有一个用几块砖头垒起的“小灶”，砖头已经烧得发黑。
有的人把“小灶”安在了桥洞外面的两个角落里。那里堆着两堆柴火，“小灶”对着的墙面也已被熏得发黑。12月26日中午记者到达那里的时候，看见一名妇女正蹲在那里，往“小灶”里添柴，她正在烧水。“小灶”上放着一个大锅，盛水的器具是四个食用油塑料桶。
55岁的董洪国老人没有住在马家堡桥桥洞下，而是自己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大门外的墙根下，用塑料布支起了一个“帐篷”。
2009年12月26日20点40分，记者来到了老人的“家门口”，采访了她。
她说自己来北京告状二十年了，一直靠捡破烂维生。
21点，记者第二次经过那里，看到有两个穿军大衣的人在跟董洪国老人说话，有人在拆她的“帐篷”。
21点59分，记者第三次来到那里，发现“帐篷”顶上的塑料布还在，董洪国老人不见了。
就记者所见，2009年12月26日晚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附近，露宿街头的一共有66人。
附
露宿者统计数据：
永定门长途汽车站附近：2009年12月26日晚-27日晨，（地铁南站北出口马路旁6人+车站大门外董洪国等2人+车站外1人+车站17人+院内40人）合计66人
12月27日上午，北京站西公交站亭下2位流浪老汉
12月27日晚22点，莲花池长途汽车站门口，3位露宿者
12月27日晚十点，北京西站北广场到南广场地下通道里：90人
12月29日晚，八王坟 2人，北京站 5人，前门3人
2010年1月3日傍晚，大雪中，人大西门公交站西侧2人。
总计采访见到175人。
（北京入冬以来的天气状况分析图）
附手机拍摄部分照片
2009年12月26日中午12：08，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旁，排队等待领馒头的人。
12月27日早上7点40左右，永定门长途汽车站旁边的公交总站，长廊里躺了17个人。
正在“修改”棉裤的人 公交总站的露宿者
“这条棉裤的裤裆太高了，我把它往下拆一段”这个男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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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你不说真话会死啊?
翟明磊
昨天晚上，就是谭作人被判五年的晚上，我失眠了。失眠对于我是很少见的事，《民间》被查封，我是在与夫人吃中饭时得知的，得知后仍从容吃完饭，饭量未减。碰到一些事，晚上也睡得不错，虽谈不上每遇大事有静气，自想也能与东坡先生一样，关在冤狱，呼噜打得一样很舒坦。
那天我失眠了，那天晚上上海雷电交加，每次闪电，照亮了我心中的一些念头，于是信手写下来，供师友官长一笑。
中国是个什么国度？我们说是正在崛起的大国。
楼倒倒事件后，日本报刊评论中国真是一个神奇的童话般的国家。
我想称之为谎言的国度。最近有一些流行语，有人仿“你不恋爱会死啊？”“你不卡拉OK会死啊？”创造了一句“你不说真话会死啊？”未想一语风行，正当时也。
友人互相劝诫：“你不说真话会死啊？”也就是沙叶新老先生的名文标题《国事管它娘》的意思。
在推上，刘晓波的爱人刘霞，说“我可以上庭旁听，就要见到我们家傻瓜了。”
谭家的傻瓜就是谭作人君了罢。他说出彭州石化的真话，说出汶川校舍倒塌的真话，有幸要做国家的五年大宅男。
作人啊作人，你不说真话会死啊？
我和谭作人互为陌生人，甚至对他的事都了解不多。但我对他的一句话至今感恩。
要从一个梦说起，在汶川地震前一年，我梦见巨崖下有一个玻璃罩罩着的城市，突然地大震，巨崖落下砸毁了城市，然后沿着山脉一路震下来，山石纷纷塌垮，山腰路上的人一个个坠下深崖，如同橡皮擦去的一个个字屑，我亦在山腰之路上，眼见塌峰排山而来，必死无疑，我见到空中出现了透明的字：“人间四月芳菲尽，踏着碎红归去。”一瞬间，我看到了死亡，死亡是透明的一张纸，死前的世界与死后的世界仅仅隔着一张透明的纸，我心安宁，也是一瞬间，塌垮在我面前停止。大地静止。我苏醒了。
我实在是有点“迷信”的人，我觉得这是预示，在未来的一个事件中我会有致命的危险，我亦从小是个怕死的小孩。接着汶川地震发生了，我感到害怕，所以我只是在上海参与新驼峰行动的救助工作并未上余震不断的灾区第一线。紧接着谭作人因为说出校舍倒塌真相被抓，在做了心理上的努力之后，我终于决定去灾区采访汶川地震预测的真相。到成都的那天，我见到《财经》记者，他亦惊魂未定，数天前，艾未未的两位志愿者男女两位朋友被警方抓捕，又被放出，然后他们向《财经》记者请求住一晚上，《财经》记者前往与他们碰头，正当三人刚见面，警察涌出。三人同时被抓，原来是钓鱼……他告诉我已是释放之后，我当然有些紧张，但该做的我仍然做了，在不少朋友掩护，甚至我迷信是死亡的幽灵的助力下，我有惊无险，初步完成采访。
事实惊人，我又想起那个梦，我是不是应当公开这些真相，公开国家地震局与四川省地震局官僚作风下致使汶川地震预测全盘皆输的真相？原来龙门山曾经发出地震预报会商卡！原来曾有省地震局老预报队长发出过紫坪埔库区将有七级以上大地震的警告！原来大震前有二百多次前震！……
想到那个梦，我就有点害怕，会不会成为谭作人？我有想过退却。
在广州，我见到艾晓明，我问她谭作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沉疑了片刻，说：“你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拍的纪录片有他的样子，放一段你就知道了。”
纪录片中，有他和艾晓明拿着电筒，在深夜偷偷翻过铁丝网，走进被封锁的倒塌校舍，在一片废墟中剪回象钢丝一样粗细的钢筋！正义的调查做得象贼一般，你说是不是神奇的国度。
谭作人一脸忧伤，对着镜头说：“做中国人难，做一个真实的中国人更难。俗话说，事不过三，他们已经抓了**，**，下一个就是我了。也好，如果中国人还是这样，还是这样，我想我和朋友三到五年不见面也好。”
事后想来，虽然判五年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但似乎在谭的预料中。
我听了谭作人的这句话，默默离开了艾晓明和她家，继续上北京采访地震预测，直到完整在壹报上发表我所知的所有经科学确认的汶川地震预测真相。（总题：《他们预测了汶川地震》之一至十）
我要感恩的是谭作人先生的这句话，他让我明白我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我可以做一个真实的中国人。
不说真话会死吗？一个普通人不说真话当然不会死，在这样一个神奇的童话般的国度，你可能活得更好，这也有无数的先例。何况我们已经神奇到了政府发言人说：“中国没有异议人士。”
但知识分子不说真话，死的是老百姓。五十年代末，因为反右，知识分子沉寂了。卫星上天了，假话连篇了。接着中国在一个正常的年头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国历朝历代有史纪载饿死人的总和（两千多万人）。
知识分子的心不是一个而是千万个，知识分子的心不是今天的心，他必需装有古今未来的人们的心，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多累，难怪谭作人一脸重负的样子，我们的力量太弱，周围的谎言太多，多到掩埋了我们的口鼻，总要有一二个透气孔吧，谭作人就是这样的透气孔。
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公元前548年，齐国权臣崔杼杀死齐庄公，齐国太史便据实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将太史杀死。太史弟弟继承兄职，依样直书，崔杼又把他弟弟杀死。但太史第二个弟弟还是一样，崔杼再把他杀死，一连杀了史官兄弟三人。哪知轮到太史第三个弟弟，依然不怕死而照实直书，崔杼无可奈何，屈服在正义之下，不再干涉。齐国还有一家史官南史氏，听到消息唯恐历史失传，手持简笔前往记录。行至中途闻知太史三弟得存，历史记录未改，逐欣然而返。
左传原文：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三位史官是意气之争吗？不是，中国人虽然传统的宗教感并不强烈，但中国人有自己的独特宗教，慎终追远的史观传统，单少杰教授说中国人的宗教在历史中。中国人有祖先崇拜也有历史崇拜，所以历朝历代皇帝最不敢小视的是史官，这是关系到他对祖先与子孙交待的问题，为什么史官敢于纪录，为什么司马迁敢于写汉武这个割了他生殖器的皇上的劣迹。因为有这一份共同尊重，他们面临的是共同的历史审判，如同基督教的末日审判。皇上什么都敢，就是不敢命令史官在史书上写假话。尊崇如唐太宗，他也是不能在生前看到史官写的当代史的，这是规矩。
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先生在读完中国历史后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烧杀抢掠乱臣贼子，中国历史上比皆是，如同恶梦，但是中国历史有基于人性的历史判断，正是有这样一个与世界文明相同的判断，我们史书才会忠实纪录种种乱象种种不仁义之举，在历史中构筑了一个由美德构成的黄金世界。这也是思想家殷海光在最后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推崇中国古人道德的原因，他大声呼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中国人仍要追寻传统的道德力量。
然而在当代，史无前例的事发生了，就是自称唯物的一群人敢于篡改历史，将一场人祸改成自然灾害，将大屠杀说成镇压暴徒，将诱奸美国兵的沈崇说成被害的女大学生，敢于重新将坦克拉出北京城门外，上演一场解放北京的戏剧，派群众演员在坦克车上写“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敢于将牺牲了二百多位将军的奋战抗日主战场的国民党政府军队——真正的民族英雄们说成是不抵抗部队。敢于将老百姓追杀的“富人也抢穷人也抢”的红军，演义成老百姓情义绵绵的“三送红军”。也因此敢将质量不过关的豆腐渣校舍倒塌说成地震烈度太大，不顾倒塌校舍边完整树立的旧房……。如果真有老天爷，老天爷也要说一句：我是发火震了，但校舍大面积倒塌关我鸟事。
壹报虽小，也要做个民间史官，我要记下谭作人，一个说真话的人被判刑，我也要记下这场耻辱的审判。艾未未说五千个死去孩子的冤魂在呼唤谭作人。
我还要写道，在中国，确有谎言与谎言的奴才，但也有这样的中国人，他们不说真话比死还难受。我体会过其中的滋味。
谭作人用自己的调查写下了历史的一笔：五千多孩子死于汶川地震中的校舍突然倒塌，校舍大面积倒塌的重要原因是豆腐渣建筑质量问题。一百年后审判他的人会死去，这句话却不会在史书中抹去。
我相信中国会进步，这种判断基于一条最简单的道理。这个政权不再会为信念杀人，他已失去了自己的理想与道德根基，他可能为利益杀人。但是有一群中国人他们愿意为自己信念去坐牢，而你又杀不死他们，这样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这样我们民族的信念与道德会重回自己的大地，中国因此而进步。
有人说我们的政权是邪恶的。这要看我们对邪恶的理解。我并不同意简单地将一些破坏言论自由的审判判断为全政权的邪恶。这是粗暴的判断。一方面这其中有可能是有地方利益做鬼，谭作人因彭州真话，校舍真话得罪四川当局被冠以政治罪名。也因为这个政权已不同于极左时代的专制期，他们并没有邪恶的信念了。他们没有了主义，他们的邪恶虽遍及全身与行动，只是一种惯性运动。
好吧，让我告诉你邪恶是什么？很简单，邪恶是失去分寸。
王阳明说：世上本无善恶两个东西，善恶是同体的，善过了些些便是恶。多透彻。
罪恶之路由真正的善意铺成。共产主义理想要解放全人类，标榜平等，却因为限制人们的言论、结社自由、破坏人们的产权、毁灭人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失去应有分寸，成为历史的狂妄，成为罪恶集大成者。
同样道理，现在的管理者打着关心下一代，净化社会文明环境的善意，到处打黄，甚至限制人们发黄色短信，这种侵害人们言论自由权力的管理（发黄色笑话是每个成年人的言论自由，虽然不雅，但是趣味问题，趣味不属公共管理范畴），便是失去分寸，迟早成为罪恶或者是笑话。
同样，近三十年来，由于政策稳定，中国人的勤劳，中国富裕强大起来了，这是好事，但这种富裕没有分寸，便成了物质的狂欢，成为贪得无厌。我有一位朋友去了趟非洲，回来竟抬不起头，深深为中国感到耻辱，原来非洲五六百年的古森林，砍伐的是中国人。甚至在飞机上，她还亲眼看到一位中国人凑耳对非洲人说，要砍森林，要屯积红木，会发财的。在世界各地不顾环境兴建水库的是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收买官员办小商品市场的是中国人。别人怎么会不讨厌中国人呢。
习太子说：中国不输出革命。我太同意这句话了，中国不输出革命，中国输出的是贪婪。
如果说邪恶是失去分寸，那么这种邪恶已侵入每个中国人可能的心灵肌体。一位从日本回来的规划师为中山县孙中山故居三座风水山做了保护性规划，市府官员也同意了。二年后，他发现，规划不仅没有实现，左边山头还被炸盖了鞋厂，这位在日本呆久了的规划师简直要抓狂了。现在竟还有想炸山头就炸山头的国家。
这一切源于唯物，大部分人不知道唯物是错误的。中国人的灵性因此脱离了国度， 我们变成灵肉无法统一的“畜牲性”民族，所以我们炸山，砍森林，污染河流，在卫星上看下去中国成了光秃秃的世界之斑了。唯物使我们失去做事的分寸，成为邪恶的根基。
因为言论自由判人家十一年、五年就是失去分寸的表现。谁都讨厌别人说自己坏话，但你最多上去扇一巴掌，没有一个正常人疯狂到把人家嘴巴给缝上吧，没有人疯狂到把别人关在小黑屋里吧。
一位香港20岁的女孩在中联办怒吼：“二十一世纪了，竟然有人为发表文章判刑十一年！这是一个杀人的政权！”
她起码喊出了我在上海市政府门口不敢喊的话。这是文明人的愤怒。
我的朋友潘惠莲毅然在中联办面前剃发抗议,在网上看到平时弱小的她如此绝决让人慨感不已。丑恶的审判引来的是正义人士同情。
邪恶产生于失去分寸，而失去分寸是在于我们心中失去秩序感，忘了人在自然中应有的位置，忘记我们在历史中的地位，所以举止失措，内心无有应有的恐惧，最终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宣称要抛弃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净空法师语），成为一个神奇的祸害性国度。
我们也忘了我们的中庸传统就是一门分寸的学问。可以说孔子是反共的，这也是海外新儒家如钱穆，唐君毅等一直倡导文化反攻大陆的根基。所以当局者将孔子拉成自己人，塑造成古装焦裕禄。真是冲昏头脑，也说明自家已请不出圣人了。只好重新化妆孔子了。但孔子岂能容你随便化装，这个为了自己信念处处碰壁的人是孔家门的傻瓜，和刘家，谭家的傻瓜是一个德性。孔子要将传统的礼注入人性平等的仁的观点，企图在礼乐崩坏的春秋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道德观。自然很不走运。不走运是他不想成为任统治者摆布的聪明的糊涂蛋而想做一个真正的傻瓜。虽没有荣幸成为某君黑牢中的大宅男，也快成为饿一顿饱一顿的波西米亚人了。
韩寒对《孔子》评论不到位，所以我多说几句。
你越读论语，大学，中庸，你越会成为谭作人，刘晓波，而不是余秋雨。
我对这个国家充满信心，但不是余秋雨式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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